上星期，香港資訊科技業界發生了不少大事。其中，包括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一連兩天在會展中心舉行的「香港國際電腦會議2025」。而星期五晚，同樣在會展中心亦舉辦了由特區政府每年一度頒發、旨在表揚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發明成果的「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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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移居加拿大的三姨，近年退休後，在女兒悉心安排下，再次重臨香江，最開心的是，還有兩位可愛活潑的男孫（一個10歲、一個8歲）結伴同遊，一行4人，整個旅程充滿動力和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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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熱愛演戲的盧海鵬（鵬哥）未有因為從未做過男一而遺憾，「我喜歡做戲，要帶歡樂給觀眾，無論多少錢，我都做得好高興，否則我怎會扮那麼癲？當年1970年游水偷渡來港，1971年報考無綫訓練班，因年紀限制25歲，我27歲失望而回， 唯有做工廠會計、織布、畫花、做領班賺800多一個月。1973年，無綫訓練班忽然放寬年紀到35歲，我29歲快快報名，誰知1974年訓練班又回復25歲，真幸運，如果沒有1973年那一期就沒有一個盧海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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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愷老師不僅點評作品，還對我個人的成長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談到我的為人，稱我「非常正派、樸素」，並認為這種品質深深影響了我的藝術。杜老師回憶道，我移居後的時間雖不長，但通過遊歷十幾個國家，眼界大為開闊。這種經歷讓我能夠將世界藝術、中國藝術與自己的創作進行比較，從而堅定了不斷改變的信念。杜老師指出，我的藝術潛能巨大，移居地的開放性為我提供了更多展示機會。他特別提到，我在開幕式上邀請了各界領袖，展現了我對藝術的執着與責任感。杜老師認為藝術家的成長離不開對時代的適應，而我的轉變正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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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人要過好此生，須向大本大源處探討，叩問「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正是人與人行為差異的根源。孟子亦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無能奪也。」人安身立命之大者，莫過此問。據現存文獻，王陽明12歲便發出「何為人生第一等事」之問。當時長輩、老師皆謂讀書登第為第一等事，他卻說「讀書登第是第二等事，為聖賢才是第一等事」。當同輩競逐科舉功名之時，他已懷揣讀書求大道、學聖賢的高遠追求，思索「人為何而活」的形而上問題。放在當下瓦解崇高的氛圍中，這樣的追求即使不被視為「腦子有病」，也難覓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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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史專家劉蜀永教授考證，屯門是最早記載在中國官方史籍中的香港地名。漢唐時期海上貿易皆以帆船為主，行駛受季候風支配，屯門緊扼珠江口交通要衝，凡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商旅人士，經由海路到中國貿易，多會乘夏季西南風發之便，向東北航行，匯集於屯門，稍作停留休整後沿珠江北上廣州。離開廣州之後，也需要回到屯門停泊，等待冬季東北風起再啟航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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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美世界而言，二十世紀最具災難性的歷史事件，當然是「二戰」。今天到德國首都柏林，從位於菩提樹下大街洪堡特大學對面的焚書事件紀念處（Denkmal zur Erinnerung an die Bucherverbrennung）到腓德烈大街火車站門外的走難孩子與押送集中營的孩子紀念雕像（Zuge in das Leben – Zuge in den Tod），無一角落不在提醒路人德國的黑暗歷史。為何威瑪共和國那麼容易垮台、希特勒為何能那麼快奪權？隨便走進一間柏林書局，便能找到一大堆相關的史學專著；學界的共識是「分裂國家的極端黨派影響力與日俱增；過熱的政治宣傳加深了國內矛盾，斷送了和解的可能；政治中心的猶豫和軟弱；左翼和右翼對立帶來的內戰恐怖；對猶太人不斷蔓延的仇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民族主義政權在許多國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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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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