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寫作者如何發現自己的生活？蘇童指出：「每個人都嫌自己的生活平淡。傳統觀念認為寫作必須經歷大苦大難，我從來不認同這種偏見。今天，我們不可能擁有杜斯妥耶夫斯基那般從絞刑架上獲得特赦的傳奇經歷。所有人都過着普通的生活，而普通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恰恰需要靠自己去發現、去捕捉——哪些可以轉化為小說、隨筆或散文，這需要作者的目光與日常生活之間產生一種默契的化學反應。沒有誰一出手便是天才，所有人都是在磕磕絆絆中慢慢寫出來的。作家沒有第二條路，唯有一條——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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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東野圭吾日前不幸溘然長逝，享年68歲。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在這個年紀離世絕對稱得上是「英年早逝」。然而，他留給全球讀者的閱讀寶庫，其豐厚程度與他的壽命相比，卻顯得極不成比例——在短短40年的創作生涯中，他竟然憑一己之力寫下了106部作品，產量之多，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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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畢生以詩詞為志業，輾轉海內外講學，晚年扎根南開大學四十餘載，創辦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一生踐行「以詩立命、以詩傳人」。她所宣導的詩教，從來不是詩詞知識的灌輸，而是以詩歌喚醒人內在的興發感動之力。本次講座正是以其詩教思想為脈絡，穿透技術時代的表象，直抵古典詩詞存續的深層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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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是一切的開始。」畢飛宇形容，他對身體的認知在於人的「整體性」，包括人的外觀、智識、生長、創造和衰老的一切。言談中，畢飛宇時刻透露對於「人」存在本身的某種敬畏。這種態度也和他對人工智能的看法保持一致，他說，「我不會把我最熱愛的工作，讓AI替我幹，無論帶給我多大的便利，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不可能用別的方法來寫作。」他承認，科技在改變人，包括交際方式、思維模式，但他最深的擔憂是人類被科技改變審美方式。「當審美被改變時，就意味着社會的變化最終完成。」對作家來說，這種變化既恐懼又亢奮。「恐懼是因為我們不願看到生活的變化，亢奮是因為我們看到新的可能。對作家來講，這是最大的誘惑。」但誘惑歸誘惑，畢飛宇認為，「小說是虛構的，作家和讀者可以在虛構的世界裏進行密切的交流，精神上達到很深的契合。」這是AI永遠無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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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成為了世人的焦點，因為它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且看非中美傳媒對其報道的篇幅便可知。但有誰會記得，中美貿易對美國這個新世界國家的早期發展，亦有着不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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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龍從來不是壞事，為人父母者都期盼孩子越來越好。」梁鴻坦然說道，但當這份期許變成壓制孩子、束縛成長的沉重力量時，所有人都該停下腳步，重新定義何為「成才」。在她眼裏，一個樂觀溫暖、身心健康的孩子，即便學業不夠出眾，依然是獨一無二的優秀，依然可以是自己人生裏的「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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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續說，「我們希望藉此發掘更多本土潛力作家，鼓勵本地出版社積極與新晉創作者合作，打造具備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優質讀物。與此同時，文創處也持續與業界研討，拓寬香港出版市場發展空間。今年2月國家正式施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條例明確提出要豐富出版品類、提升出版品質，推出思想、藝術、製作皆優質的出版物，擴充全民閱讀優質內容供給。順應相關方向，今屆計劃將重點扶持非遺、科普兩大創作類別，同時把原有繪本相關組別獨立拆分，強化本地兒童讀物創作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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