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茂波在港出席「Lenovo 2026年香港創新科技大會」上致辭時表示，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成立「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初步重點將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兩個方向。他指出，香港在發展AI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獨特優勢，包括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繼續享有資金、信息和人才自由流動的優勢，並有健全法治和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後盾。在人才方面，香港有三所大學位列全球AI和數據科學前20；香港也是內地聯通國際的匯聚點。在產業鏈上，香港聯同整個大灣區既是高端製造能力的基地，亦是前沿科技的孵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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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借鑒內地經驗，在五年規劃中加強與內地大灣區城市在科技創新、產業鏈和人才流動方面的合作。在跨境科研合作、創新園區共建和產業鏈協同發展做出新的努力。」周漢民認為，內地目前已經形成「中長期戰略—階段性目標—年度政策」三級規劃體系，在產業政策、區域發展和社會政策之間形成系統性政策協同，未來香港可以在年度政策措施、五年發展規劃基礎上，再制定20年至30年周期的長期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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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鵬指香港史無前例推行五年規劃，機遇遠大於挑戰，而最大的挑戰在於「雙對接」的現實挑戰。今年國家「十五五」規劃啟幕，但現屆香港特區政府任期至明年6月，實際施政時間僅1年7個月，制定規劃的關鍵期恰逢下屆政府組班籌備，時間緊湊，成為首要挑戰。他分析指，國家五年規劃的落地關鍵在於換屆的無縫銜接，「國家的政策是經人大常委會確認的國策，無論核心領導班子如何調整，都會持續推進」，「反觀香港特區各屆政府有自身的運作理念，今屆為下屆制定的規劃，後續執行需要更多銜接磨合，這也對規劃的前瞻性和包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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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英鵬表示，根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全國性法律除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區實施。反跨境腐敗法作為國家層面的反腐敗專項法律，原則上不直接在香港本地適用，香港特區將繼續依據本地法律體系，如《防止賄賂條例》、《廉政公署條例》等開展反腐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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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續說，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也是國際金融中心，今次首次在港舉行周年大會，彰顯中國及香港特區警隊的執法能力和國際交往能力，希望可提升香港警隊的國際影響力，「今次在香港舉行別具意義，相信可取得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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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屠海鳴表示，香港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具備獨特作用。香港的規則、規制和管理標準高度國際化、與國際通行體系深度接軌，能夠為國家深化制度型開放、推進制度性改革提供重要借鑑與實踐支撐，助力國家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體系。同時，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全球領先的綠色金融樞紐，在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領域具備突出優勢。他認為，依託這一地位，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香港可以更加高效地為內地綠色產業與綠色項目引入低成本國際資金，精準服務國家綠色發展與「雙碳」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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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輝表示，深圳市中英街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唯一與香港海陸相連、兩地居民一街共處的區域，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與教育意義，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對中華傳統文化認同感的重要紐帶。同時，中英街具備深港民生深度交融的現實基礎。然而，中英街向香港青少年開放面臨邊境管理制度滯後、政策協同與風險評估機制不完善、兩側基礎設施與配套服務存在「溫差」等諸多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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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杭州「六小龍」橫空出世以來，浙江創科發展就備受關注。「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並形成了產業集群效應，創業者非常容易就能找到想要的各類人才和對接上下游產業資源，因此孵化出了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初創企業。」周迪表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的營商環境。「從政策到資本，浙江對於科技創新的容錯率、容忍度都特別高，因此也構建出了『雨林式』的創新生態模式，創業者的點子就像一顆種子，在這片雨林的土壤裏可以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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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過去數十年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他直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製造業市場規模大於新加坡，不過，隨着新加坡政府積極制定產業政策，從規劃石化產業基地，吸引全球上下游產業匯聚，到建設生物製藥研發和製造中心，通過在本地高校開設藥學院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支撐產業發展，香港與新加坡的產業差距慢慢被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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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形機器人亮相馬年春晚再次大放異彩。而如何突破物理世界交互，讓具身智能真正進入大眾工作、生活場景又成為新的課題。「具身智能需依託真實物理場景採集多模態數據，目前缺乏規模化部署的機器人載體，在工業、家庭等服務場景中持續採集的數據近乎空白。」周迪表示，由於行業內數據在採集規範、標註維度、格式要求上差異明顯，極易形成「數據孤島」，各家企業各自為政採集數據，數據量不足以支撐國家具身智能產業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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