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海論道｜論美國國債危機（四）：美國國債問題的兩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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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煒
隨着我們對美國貨幣發行機制、美聯儲息率決策公式和關鍵變量、美國債構成及持有者結構的層層剖析，美元國際循環體系的全景圖漸次在面前展開。雖然當下美國債問題還不足以摧毀美元體系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但國債增速持續高於美國本土M2和全球M2增速的情況如果持續，終會演變成不可收拾之局。
即使各項數據（包括構成實際還債壓力的公眾持有尤其海外投資者持有部分金額、每年新增國債佔美國當年M2比重、美債公眾持有部分金額佔全球M2比重）並未顯示出現實中傳說的壓力，但問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國債問題是美國財政收支小循環問題和美元收支大循環問題共振的結果。財政收支小循環問題即財政赤字問題，國債問題的根源就是財政赤字，如果沒有財政赤字，就無需發行國債進行彌補。財政赤字線性而言是收支出現了差值，背後隱含的是財政支出對經濟的促進（如貨幣流通速度）和衍生的M2裂變作用不如預期，導致由GDP增量按照一定稅率收取的金額不足以覆蓋支出，部分亦歸因於有些支出面向全球而收入僅來自國內稅收。
而美元收支大循環問題則與美元國際化的「特里芬難題」密切相關，國際貿易結算和外匯儲備需要源源不斷的美元流動性，加之二戰後數十年的全球要素最優化配置，使美國的貿易逆差成為幾乎無解之題（上一次貿易順差是1975年）。過往留存在美國境外的美元通過資本項下（包括購買美國國債，投資美股）回流，現在這個循環體系因為各種原因（包括美元濫發、地緣政治及相關制裁）出現了阻礙，部分資金不能或不願回流美國，即使回流美國的也有其他替代投資渠道而不願意投資國債。所以美國政府要解決國債問題，如果不再仰賴美聯儲QE，則一就是解決財政赤字，二就是解決美元回流。
回顧美國聯邦政府2025年財政年度，總支出實際撥付額是7.0-7.1萬億美元，收入約5.3萬億美元，赤字達1.8萬億美元，2026年前兩季度已增發國債1.3萬億美元，全年預計新增2萬億美元，與2025年赤字金額相當。分用途看，社會保障佔比最大，為22.5%（1.58萬億），其次為聯邦醫保（14.2%，9970億），然後依次是國債淨利息（13.8%，9700億）、國防（12.75%，9000億）、收入保障（10%，7000億）和醫療補助（9.5%，6680億），其餘部分（含交通、教育、司法、外交、農業、能源等）合計佔比約12.5%。其中強制性支出（法律自動支出，無須經年度撥款，主要是社保、醫保、醫療補助等）佔比60%（4.2萬億美元），國債淨利息也不能取消，所以真正經國會每年撥款，可以裁量控制的支出僅佔26%（約1.87萬億），這一部分可裁量支出中國防支出就佔了一半。
要削減財政支出並非易事，尤其社保、醫保和醫療補助等佔大頭的強制性支出在美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出現（二戰後「嬰兒潮」一代大規模進入退休）、人均壽命延長、醫療補助覆蓋範圍廣泛（包括絕大部分老人長期護理）、醫療服務和藥物的結構性通脹（遠高於一般通脹水平）和與通脹掛鈎的向上調整機制綜合作用下，多年來一直保持着剛性上漲。在選舉政治下，任何要增加供給平抑價格或削減福利的政策均會受到既得利益團體的阻撓。特朗普政府不斷地折騰關稅和油價進一步加劇了物價上漲的趨勢，而開啟中東戰爭和太空軍備競賽使國防開支不僅未如競選承諾下降，2026年國防預算支出比2025年還大漲17%。
而美國政府財政收入來源（2025年數據）主要為個人所得稅（包括工資預扣和資本利得稅等，佔比超過一半，50.7%，2.66萬億美元），接着是社保工資稅（33.4%，1.75萬億）、公司所得稅（8.6%，4520億）、關稅（3.7%，1950億）、消費稅（2%，1060億）、遺產和贈與稅（0.6%，295億）和其他雜項（如聯邦罰款、收費等，合計佔比0.9%，479億）。2017年特朗普政府（減稅和就業法案）通過後，並未出現設想中的「拉弗曲線效應」（減稅刺激經濟導致總稅收增加），企業稅佔總稅收比重長期在低位徘徊。個人所得稅額隨着經濟發展雖然有所上升，但較維持原稅率的預期收入還是大幅減少了。
美國稅收佔GDP比重最近十年來一直錨定在17%上下，這在發達國家中屬於相對偏低的水平。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正確的途徑應該是削減支出（尤其是社會福利、國防開支、國債利息等不促進生產力從而產生經濟乘數效應的領域），增加收入（包括提高超富裕人群稅率，縮小貧富差距，消除「斬殺線」），使財政收入增速超過財政支出增速，從而扭轉局面實現盈餘。但在選舉政治下，並沒有看見美國政府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實際舉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這條道不願行，我們看見美國政府把心思動在了解決美元回流上。欲知詳情，下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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