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淺談】《通典》縱貫古今制度 開創通史先河

杜佑（公元735年至812年），字君卿，唐代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出身官宦世家，歷任江淮青苗使、水陸轉運使、戶部侍郎判度支、度支鹽鐵使等財政職務，以及撫州、蘇州刺史及嶺南、淮南節度使等職，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地位等同宰相。他通曉古今，以富國安民為己任，熟悉經濟、政治等典章制度，對唐代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弊病有所了解，並且希望加以改革。

唐玄宗開元末年，劉秩仿照《周禮》六官之法，採經史百家之言，分類詮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認為此書條目未盡，於是廣泛搜集資料，參考前代書志體例，撰成《通典》。他從代宗大曆元年（公元766年）開始撰寫，到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前後用了三十五年時間。《通典》所載，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肅宗、代宗、德宗的變革則附在註中加以記述，歷三千多年，綜合各代，而唐代的敘述最為詳細，佔全書四分之一。

書分九典 食貨列於篇首

《通典》全書共二百卷，分為九門（亦稱九典），即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各門再分為若干子目，共一千五百餘條。食貨典包括田制與賦稅，選舉典包括考選與考績，職官典包括歷代官制要略及宰相等，禮典包括歷代沿革禮、開元禮等，樂典包括歷代沿革樂、權量等，兵典涉及敘兵、料敵致勝等，刑典涉及刑制、守正赦宥等，州郡典包括序目、古梁州等，邊防典包括東夷、南蠻等。

《通典》內容的編纂次序，和以往紀傳體史書中的《志》有很大不同，如《史記》八書，禮樂居首，律曆次之，平準第八。《漢書》十志，律曆居首，食貨第四。杜佑認為「夫道理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與春秋時代管仲所提出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的看法相同。因此《通典》將敘述社會經濟的「食貨典」列於篇首，其中又以歷代土地關係變革的田制為最優先。這種敘述次序是前所未有的。把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作為政治與文化發展的基礎，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

另外，《通典》不記載天文、五行等與經濟、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可見杜佑的務實思想。

書中對於每種制度，都能綜貫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極有條理，除了敘述外，也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不僅保存了大量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成為考據唐代及以前制度的重要依據，而且開創了編寫制度史通史的先河。這種體例雖然來源於紀傳體史書的書志，卻超越了以人物紀傳為敘史中心的範圍，發展成為專記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典章制度文化專史。

自從《史記》創立八書之後，紀傳體史書大都列有書志一門，記載典章制度，但各史斷代為書，無法照應各項典章制度的沿革因襲、演變過程，而《通典》則做到統括歷代典志，綜合有關資料，分門別類，究其原委、發展、演變，收會通之效，為史書編纂開闢了新體裁。後來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巨著，都是參考沿襲《通典》的體裁而編成的。

杜佑編撰《通典》參考典籍二百多種，又作了系統的整理。書中對唐代的記載特別詳細，而且取材於當代有關詔誥文書、臣僚奏議、行政法規、政令措施以及賬冊、大事記、私人著述等，大多是第一手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通典》徵引的典籍，不少已經失傳，故輯佚學一向對《通典》十分重視。

具進步史學思想 反對「非今是古」

值得一提的是，杜佑具有進步的史學思想，他申明著書目的在於經世和致治，在《通典》中多處表現出歷史進化的觀點。他認為上古「樸質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風陋俗，不如近世文明，故此不應「非今是古」，而且歷史是不斷變化的，「古今既異，形勢亦殊」，如「欲行古道，勢莫能達」。故此應該適應客觀形勢的發展，「隨時立制，遇事變通。」這些都是他多年來研究各種制度演變和政治得失所反映出來的進步思想。

後世史家多認同：有《通典》則政制通，有《通鑑》（《資治通鑑》）則政事通。可見《通典》一書在史學上具有重要的貢獻和深遠的影響。 ●緩圓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