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用電影挽留時間的蛛絲馬跡 導演張律︰在消逝中尋找記憶

在極短的時間內，導演張律連續拍出了兩部氣質迥異的電影。一部叫《春樹》，關於一座即將被拆除的電影製片廠，一個不會說方言的女演員，以及漂泊者對於「家」的渴望與不安。另一部叫《羅目的黃昏》，關於一個三千年的古鎮，一個剛從戒酒中心出來的女人，以及那些停在猶豫處的選擇。前者獲得第三十八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和最佳男演員，後者獲得第三十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獎。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春樹》和《羅目的黃昏》來港放映，張律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分享了兩部電影的創作理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所有的藝術創作，本質上都是關於遺忘和消逝。」張律是一位朝鮮族導演，在中韓兩地都生活過多年，其作品總是遊走在不同的語言、文化和情感邊緣。而他的兩部新作《春樹》《羅目的黃昏》，正是對這句話最生動的註腳。

電影總是從空間開始

《春樹》講述的是北漂十年後，演員春樹回到老家成都，但她產生了「回成都還是到成都」的迷失感。而《羅目的黃昏》則講述了剛離開戒酒中心的小白收到一封西南小鎮寄出的明信片，來自3年前不辭而別的男友。猶豫再三，她決定前往小鎮探個究竟。兩部電影先後拍攝，由同一組演員白百何、劉丹、王傳君、黃建新共同完成。

張律指出，他的電影總是從一個讓他感動的空間開始，《春樹》始於峨嵋電影製片廠的老廠區，那裏曾是新中國電影的榮光之地；《羅目的黃昏》則誕生於四川一個有着三千多年歷史的古鎮。一個是國營製片廠的廢墟、一個是即將被改造的原生態古鎮。這兩個空間，都承載着即將消逝的記憶。

「拍《春樹》的時候感受很複雜。」張律回憶起峨影廠的老廠區，那是1958年開始建立的國營廠，曾是中國電影的重鎮，有過極其興盛的時候。然而，當張律走進去時，看到的只有破敗的影棚、舊樓，以及那些早已不能使用的老電影設備。「就像看到了人的衰老。作為一位電影工作者，內心會有一種感受。」

張律覺得，如果不留住峨影廠的記憶，就太可惜了。因此當廠區面臨拆遷改造時，張律找到廠領導，請求給他一個月的時間，讓他把這裏拍下來。幸運的是，領導同意了——他們也是電影工作者，那個空間留給他們的記憶比張律更多。於是，在沒有大綱、沒有劇本、極其匆忙的情況下，《春樹》開始了。

《羅目的黃昏》的緣起則有些偶然。張律原本是要去峨嵋山，但途中經過羅目古鎮，便獨自在那裏待了3天。「中國很多古鎮現在都變成了旅遊景點。但羅目不同，它還保持着原生態的模樣。」從周朝開始羅目就有人居住，唐朝時最為興盛，曾是茶馬古道上從平原往山區走的最重要的一個鎮。「它原來很熱鬧，但現在幾乎看不到年輕人，都是老人。」

在那個安靜得有些蕭瑟的地方，張律待了3天，最終沒有上峨嵋山。他在古鎮裏漫無目的地遊走，覺得羅目很美，「感覺會發生什麼愛情故事。」就在這時，他聽說這裏也即將動工，想到電影能為古鎮留下一些記憶，他就把《春樹》的演員找過來——基本上是同一個團隊，因為不久前剛拍完上一部片子，那些情緒和情感還殘留着。就這樣，《羅目的黃昏》也誕生了。

語言既是工具也是障礙

《春樹》的英文片名叫「Mother Tongue」，意為「母語」。電影中，春樹因為不會說成都話而失去一個重要的工作機會，那種失去母語的疏離感貫穿全片。成都話、普通話、上海話，三種語言的切換成為電影中一條重要的線索。「語言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太大了。」張律說，「它本是人和人交流的工具，但往往在真正的交流時，卻變成了障礙。這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

語言有強勢和弱勢之分，但張律強調，一個小地方的方言的美，絲毫不亞於英語或普通話等強勢語言的美。「但這個東西也在消失。」作為電影工作者，張律記得過去電影全用普通話拍，會說方言反而被看作一個弱點。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有導演開始用方言拍電影。「語言的豐富性，就是文化的豐富性，甚至是思想的深度。語言扁平化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作為一名朝鮮族導演，張律對語言的差異非常敏感。「我可以說有兩個母語，整個成長過程中，語言帶來的快樂、障礙，甚至是痛苦，都留存在身體裏。」因此，被問及電影是否有一定的自傳性，張律回答所有的電影都有自傳色彩，導演的整個成長過程都會影響到創作。「只是有的人掩蓋得好一點，有的人早早暴露出來。」

在片場尋找靈光一閃

張律的創作方式很獨特，帶有高度的即興性。他說自己沒有學過電影，是半路出家，所以「在現場尋找」變成了他的習慣，「不這麼做就不會拍。」這種即興創作和準備充分的創作之間沒有對錯之分，只是取決於創作者是什麼樣的人。「你對情感的發覺是直覺性的，還是深入探索型的？都不一樣的。」張律坦言，從概率上說，準備充分的電影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他教書時也會對學生說︰「希望你們還是把劇本寫好。」但對他個人而言，帶着寫好的劇本去拍，到了現場也會有焦慮——天氣、狀況，很多東西達不到劇本的要求，他見過太多為此絕望的人。而即興創作，反而沒有時間陷入那種絕望。

在指導演員方面，張律的方式也很特別。他不會跟演員講這個人物怎麽樣，也不會講太多角色的心理。「我的指令主要是身體的指令。你坐這、坐那。這個座位空間一定有舒服與不舒服，你要找到內心能打開的位置。」他認為演員是用身體思考的，要讓他們的身體舒服、自由。「真正厲害的東西是從身體裏出來的，到了現場，盡量把腦子的東西放空、扔了，跟隨身體的節奏。」

張律追求的，是演員和導演都沒想到的東西。「你只要有標準，就會有設計在裏面。但很多事，我們以為是很厲害的設計者，其實並不是。人一定要打開，讓外力進來，就是那種靈光一閃的東西。」拍完一個鏡頭，如果出來的東西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演員想要的，而是誰都沒預料到的，他就會特別高興。

電影的角色總在尋找

在《春樹》和《羅目的黃昏》中，人物總是在不停地行走。春樹和小白在各自的城市裏穿梭，行走不僅是移動，更是一種與空間建立情感連接的方式。張律自己就是一個喜歡走路的人。他沒有什麼鍛煉，唯一的運動就是散步。「一天走嗨了，能走到的地方都走。」他說走路能讓人感覺到自己還活着——走路的時候，腦子在轉、在思考，有風景和人群的影響，思維會變得不一樣。「走路的話，思維會變得比較細膩。從某種意義上，細膩的人也願意走路。」因此，他喜歡拍走路的人。「一個人躺在那，你很難拍出他的狀態。但走路的話，他的性格、喜怒哀樂，都出來了。」

無論是春樹尋找自己的家鄉和自我，還是小白尋找前男友，張律的電影總是在談論「尋找」。但在他看來，真正能找到的人很少。「泛泛地說，沒有人能找到。大部分只能找到蛛絲馬跡。」但重要的是不能放棄「找」這個行為。「所有人一生其實都在找自己，我們從媽媽肚子裏出來後，就遺失掉自己了。你在尋找的過程中，又在遺失一些東西，這個是循環往復的。但這個行為不能放棄。」

作為一名失意的女演員，春樹最終放棄了演員事業，但談到「失敗」，張律有着獨到的見解。「《春樹》中有一場戲，張老師對冬冬說春樹是個失敗者，冬冬反問一句：『那你呢』？」在張律看來，「嚴格意義上大家都是失敗者，成功者從根本上看也是失敗者。而且往往是所謂的失敗者的內心更豐富。成功者的內心很難避免傲慢。所以去拍一個成功者，一點意思都沒有。」

《春樹》中的重要角色張老師患有阿爾茨海默症，時斷時續的記憶讓人揪心。為什麼要設計這個角色？張律指出，遺忘不只是個體的問題，有時候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也會忘掉最珍惜的東西。「如果你身邊有患上阿爾茨海默症的人，一定知道有和時代、社會相關的蛛絲馬跡，不是每個人得病的原因都一樣，這和他的成長過程相關。」而這種病癥與峨影廠的廢棄、春樹丟失的方言之間，亦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照——都在談論記憶的消逝。

故事結局充滿開放性

張律的電影結局總是保持着某種開放性。《春樹》的結尾，春樹和冬冬似乎擁有了一個家，春樹懷孕了。但張律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溫暖結局。「漂泊的人最大的渴望是安定下來。但最終發現還是安定不下來，於是又開始下一個漂泊。春樹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冬冬5歲就被媽媽拋棄，這兩個人希望有一個安定的、正常成長的孩子。但生活不是按照美好的願望實現的。他們生活在一起，能不能承擔起各自身上的東西？」因此，張律指出，不能很輕易地說他們有一個美好的結局，因為真正的結局誰都不知道。

《羅目的黃昏》的結局則停在了一個猶豫的時刻——小白在寺廟裏看到了一個很像前男友的人，本想去確認，但最終沒有去。張律說：「人的決絕、做出判斷和決定的東西，不是常態。每個人的常態是猶豫。」那麽，電影結束之後小白會怎樣？她還是否會繼續尋找男友？「我已經拍完了。」張律笑着說︰「關於他們後來的生活，我不一定比你知道得多。」

電影中有個非常溫暖的場景，小白在民宿裏偶遇了幾個人——他們一起唱了一首朝鮮族的民歌。「偶然的相遇非常美好，民宿那樣的環境很容易發生偶遇。有時候你和自己的爸爸媽媽很難打開心扉，但和這些住幾天就走了的人，反而能敞開內心。只要心打開了，再短暫的相遇，一生都會有牽連。偶遇，其實就是一生的牽連。」

張律曾說《春樹》是個悲傷的故事，但他也說：「再悲傷的人，再悲傷的故事，也有尷尬和笑聲。要不然人是活不下去的。」這正是張律電影的動人之處——在消逝的廢墟中，在行走的腳步裏，在語言的縫隙間，在尋找的徒勞與堅持中，他讓觀眾看到了人的複雜、脆弱，以及那種不肯放棄的、笨拙的、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