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檢最低工資 紓緩貧窮激活社會動能

吳秋北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就《2026年最低工資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進行察悉動議，有關修訂內容自2026年5月1日起生效，將法定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由42.1元調高至43.1元，加幅為2.38%。法定最低工資由以往的「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體現科學、公平、可預期的優勢。最低工資制度從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社會文明的底線保障。新機制以科學公式取代政治博弈，以系統配套化解單一風險，是香港勞工權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須持續檢視和優化機制，讓最低工資可以追上物價增幅，讓基層勞工共享發展成果。

「一年一檢」新機制的優點，具體來說包括：

一、動態調整，精準回應經濟變化。新機制採用「消費物價指數+GDP增速」雙軌模型，並引入「十年GDP趨勢增長率」作為平衡參數，確保工資增長與通脹及經濟實質增長掛鈎。過去「兩年一檢」的滯後性常導致工資追不上物價，而「一年一檢」將有效填補調整空白，保障基層勞工購買力。

二、公式透明，減少人為干預。通過方程式計算調整幅度，杜絕了主觀博弈與政治化拉扯。每年2月公布建議報告，5月實施，讓勞資雙方均能清晰預見成本與收入變化，為規劃提供確定性。

三、底線保障，兼顧發展公平。新機制設置「零下限」與「1%上限」，既防止經濟衰退期工資負增長，又避免過度調升衝擊企業。此設計平衡了勞工權益與企業承受能力，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調升工資對僱主影響甚微

雖然新機制作出了制度上的改善，但也要看到其不足：

第一是受益人群太少：根據最新數據，2026年5月最低工資調升至43.1元後，預計僅有18,800至39,400名僱員受惠，僅佔全港僱員總數的0.7%至1.4%。這意味着絕大多數基層僱員並未從政策調整中獲益，尤其是那些工資略高於最低標準但實際生活仍困難的群體。

第二是生活成本壓力未解：即使現時最低工資為時薪42.1元，看似不低，但香港作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該收入仍難覆蓋基本生活開支。以一對夫婦為例，按此標準計算，月收入僅約17,389元，與四人家庭貧窮線20,800元仍有差距，難以負擔高昂的住房、教育等剛性支出。

接下來也要駁斥有人渲染所謂「最低工資上調將引發工資上漲漣漪效應，從而增加僱主負擔，引發物價飆升、就業萎縮」的謬誤，這些謬誤事實上忽視了香港的現實情況，具體錯處在於：

一、誇大成本傳導。最低工資僅佔企業總成本的極小部分。數據顯示，最低工資調整後，額外薪酬開支只佔企業總薪酬開支的0.01%至0.03%（含工資層級連鎖效應）；香港餐飲、零售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資成本佔比不足10%，且多數企業利潤遠超工資增幅。實證表明，過去最低工資經過多次調升後，企業多通過優化管理、提升效率消化成本，而非直接由企業承受或轉嫁消費者。

二、忽視就業市場實況。香港最低工資實施18年來，基層勞工失業率不升反降。統計處數據顯示，相關行業就業人數持續增長，工資提升更有效抑制了「在職貧窮」。反觀低薪陷阱，才真正導致勞動力流失的惡性循環。

三、忽略結構性支持。特區政府已配套推出「中小企業持續基金」、「僱員再培訓補貼」等措施，通過財政資源對沖最低工資調升的影響，助力企業轉型升級。政策組合拳下，「漣漪效應」無從談起。

打破低薪困局 增加內需動力

事實上，最低工資新機制可打破低薪困局，激活社會動能，更是社會價值的一次糾偏。

第一，尊嚴工資讓基層勞工告別「在職貧窮」，實現體面生活。

第二，激勵投資於人，提升生產力。合理薪酬倒逼企業告別低效競爭，轉向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投入。

第三，帶動消費，有助經濟良性循環。最低工資增長可直接轉化為內需動力，刺激本地經濟。有數據顯示，最低工資每增加10%，可帶動GDP增長0.2%至0.3%。

我們應以科學取代臆測，以行動破除迷思。最低工資制度從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社會文明的底線保障。新機制以科學公式取代政治博弈，以系統配套化解單一風險，是香港勞工權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須持續檢視和優化機制，讓最低工資可以追上物價增幅，讓基層勞工共享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