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內地增長表象背後的財政「結構收縮」

傅臨 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

如果說 2025年的內地宏觀經濟運行速度保持穩定，財政收入的變化則揭示了另一種深層現實。雖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同比增速維持在5%，但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按年下降1.7%。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方向相反，這是過去十年中極為罕見的組合，不僅意味着稅基結構發生變化，也意味着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正在重塑。

財政收入通常與經濟增長保持同步，甚至在多數年份，財政收入增速會略快於GDP。這是因為稅收來源於企業利潤、居民收入、商品交易和資產流轉，而這些活動在經濟擴張期往往增長更快。然而，2025年的財政收入卻出現了逆勢下滑，這種背離並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政策讓利 促民間經濟活動

減稅降費政策的持續實施對財政收入形成了直接影響。全年為企業和居民減負超過5,000億元，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主體稅種的減收幅度明顯。減稅降費的初衷是穩企業、保就業、促活力，但在短期內必然壓縮財政收入空間。財政收入的下降並不意味着經濟活動減少，而是政策主動讓利的結果。

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對財政收入也帶來了結構性衝擊。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7.2%，土地出讓收入同步減少，與房地產相關的契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等稅種也隨之下降。房地產作為過去多年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其調整對財政的影響遠超單一行業，而是通過土地市場、金融體系和地方政府預算多重渠道傳導。土地財政的收縮不僅影響地方政府的財力，也影響其債務償付能力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

工業品價格低位運行，更是使名義稅基增長弱於實際經濟增長。GDP以不變價核算，而財政收入以現價核算，工業品價格的持續下行壓縮了企業利潤空間，也壓縮了稅收來源。名義稅基增長弱於實際經濟增長，是財政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工業企業利潤承壓，稅收自然難以同步增長。

財政收入的下降並不必然意味着經濟衰退，而有可能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但這一現象對未來的財政政策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過去十年，財政政策在穩增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未來財政空間的收緊意味着政策工具的可用性下降。在收入下降與支出剛性並存的情況下，財政的逆周期調節能力將受到限制，基層財政運轉和民生支出也可能面臨壓力。

財政收入的變化不僅反映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反映了增長動力的變化。消費增速偏弱，投資負增長，外貿成為唯一快於GDP的動力來源。這種結構性錯位意味着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增長對外部環境的依賴度上升，抗風險能力相應減弱。財政收入的下降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更大挑戰。

財政壓力的加大也暴露出地方治理體系的脆弱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龐大，債務結構複雜，償債壓力不斷上升。土地財政的收縮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更加單一，財政風險進一步累積。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支出剛性強，而收入下降使得財政平衡更加困難。財政壓力不僅影響地方政府的運轉能力，也影響其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

財政收入的下降還反映出產業結構的變化。傳統產業利潤空間收窄，新興產業尚未形成足夠的稅基，經濟結構轉型的陣痛在財政收入中得到體現。新經濟領域的增長雖然迅速，但稅收貢獻有限，難以彌補傳統產業稅收的下降。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時間，而財政收入的變化則是這一過程的直接反映。

建議兩方面着力優化

筆者認為，要實現財政可持續性，必須從政策層面進行系統性重構，重建財政可持續性。財政政策不僅要穩增長，更要穩預期，通過合理安排支出結構，提升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讓財政政策真正成為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關鍵力量。

首先，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效果，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是緩解財政壓力的重要途徑，必須優先保障民生、教育、醫療等關鍵領域的支出。

其次，應穩妥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地方債務風險不僅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也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必須通過規範舉債、優化債務結構、提升債務透明度等方式增強財政可持續性。

稅制改革也是提升財政可持續性的關鍵。稅制改革不僅是財政收入的需要，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通過優化稅制，可以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必須擴大穩定稅源，提升稅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

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同也至關重要。財政政策不僅要穩增長，更要調結構，通過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財政資金應引導社會資本投向製造業、科技創新、新能源等關鍵領域，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