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今次想與大家談談一個較少人探討的時段——東晉與南朝，這兩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雖略為平淡，沒有如秦、漢、隋、唐般綻放五光十色的光芒，在高中文憑試課程內更屬冷門課題，但其實值得探究的地方也有不少，如士族特權階級的形成、東晉與士族的相附相依，以及士族與寒門的對立等。世代運行的制度如何讓士族壟斷一切，士族及寒門之間是否徹底體現了「門不當，戶不對」呢？下文將會一一解說。

兩漢獨尊儒術，使社會的經學發展蓬勃，一批精通儒家經典的名師巨儒也因此湧現，他們的知識透過講學授徒、子孫繼承等方式代代相傳，逐漸形成了「累世經學」。同時，漢代均以經學作為取士的方法，故對一些出自累世經學家族的士人而言，無疑就如「中了大獎」，一躍便升至高位，成為「累世公卿」，歷經父傳子、子傳孫等世代相傳的形式後，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越來越高，有權亦有勢。

名師巨儒學富五車，門生眾多，加上察舉制取士的規定下，官員屬吏越來越多，形成故主與故吏，假若門生、故吏有天飛黃騰達，定必對其師長及故主投以報恩之事，大加提攜，久而久之壟斷天下仕途，成政治特權階級。

曹魏時期開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一律依照「品」及「狀」來評定人才，「品」共分九等，泛指家世官位的高低，「狀」指才能及德行，制度的執行程序是由負責品評士人的中正官先行選士，但由於他們均出身於世族，故評選時毫不客觀及全面，只看門第，而不問才德，所選的人才並非人才，有違原意，而是世代為官的庸才，處事不切實際，對國家發展有害無利。那些沒有官位或權勢的士人（寒門）與位處高位的士族，等級差別越來越大。

士族有了這些先天優勢，佔盡政治上的先機，哪還有什麼因素可以阻止其獨攬大權，形成典型的門閥政治呢？當時正值永嘉之亂及西晉滅亡，晉室一批皇室、遺臣逃亡至穩定的南方，以致大批士族也相繼跟從，新建的東晉政權勢孤力弱，晉元帝司馬睿需南渡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其政權保障，大家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急切追求家族利益，就在這相附相依的關係下，促成士族掌控軍政大權，與晉室共同進退，猶如在玩「二人三足」，較著名的有王導與王敦、桓溫與桓玄、庾亮及謝安四大家族。

士族用盡力量及利用各項政策協助晉室，如拉攏原居南方的江東士族、嚴禁北方士族侵奪太湖流域的田地等，為的是加強晉室的威望，鞏固統治，而謝安等士族更於383年淝水之戰中，為東晉擊退前秦的入侵，成功抵禦外患。

同時，晉室為讓士族更忠誠於自己，當然也需給予不少政治及經濟利益，以籠絡人心，如設僑州郡安置南遷士族，當中重要官職由士族擔任，豁免租稅力役，讓其權力全方位鞏固。

然而，利益這回事從來都會帶來問題，土族聽命固然是好事，但遇着那些權傾朝野且時常抗拒皇命的高門大族，便會引致各種內亂鬥爭，如王敦之亂及桓玄之亂，他們都曾密謀篡奪帝位。

政治上，東晉及南朝時期的官職分為清流及濁流，前者品秩高，但不必理會實務，由世家大族把持，坐享厚祿；後者品秩低，但掌實務，通常由寒門充任，較難獲得升遷機會。在南朝的初期，士族子弟20歲便可任官，但寒門子弟要年滿30歲，才可試任小官吏，可見不公甚為明顯。

社會上，士族與寒門在日常交往、婚姻等方面都有對立的情況出現，士族為突顯他們的優越性，階級觀念極為強烈，既不願意與寒門交往，即使有交往，也表現出鄙視之態度，例如不願同坐、拒絕交談等。再者，士族也十分講求門當戶對的婚姻，堅持不與寒門庶族通婚，如果有此情況發生，那名士族便會遭到其他士族的鄙視、排斥。

◆ 梁延敬老師（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席，現職為中學中國歷史科科主任，曾協助出版社編寫不同的中史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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