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半世紀耕耘不輟 「香港歌劇之父」盧景文 原創歌劇尋新意 香江文思續傳承

著名藝術家盧景文被稱為「香港歌劇之父」，自1960年代開始，這位藝術多面手所製作的舞台作品已經超過百部。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盧景文向記者講述他陪伴香港歌劇走過的逾半個世紀。「我最高興的就是，香港回歸，在藝術工作方面，真是50年不變。」盧景文說，「我自己1964年開始創作，一路很順利地過，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再到現在，回歸後這25年我過得很快樂，不但無阻滯，還很順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開始對歌劇感興趣時香港還沒有歌劇呢。」盧景文笑道。他回憶中學時代，在香港已能接觸到歐美、日本的各種唱片，對歌劇的興趣首先是「聽」來的，「是從音樂的角度來進入的，不是從舞台。」除了聽音樂外，歌劇電影也是他的啟蒙來源之一，「香港當時有兩間小的電影院是專門做藝術片的，尖沙咀的一間叫景星戲院。我看過很多音樂電影，其中就有幾齣是歌劇電影。」

盧景文對音樂興趣濃厚，在男拔萃讀書時就開始學習手風琴及圓號，後來對指揮和作曲也有所涉獵。他進港大後攻讀文學，而對美術、戲劇、設計等門類的興趣亦從未減弱，在學校時就時常為話劇做伴奏，又能畫布景。1957年時還曾在《南華早報》周日的Sunday Herald開了四格卡通專欄，是名副其實的藝術多面手。

歌劇是最綜合的藝術，幾乎所有表演藝術的元素都被囊括在內，還有什麼比它更適合盧景文？「歌劇最能廣泛運用我的能力，而我在其中也最能發揮所能。」他笑着說。

「盧景文模式」顯香港特色

1959年，盧景文前往意大利羅馬大學攻讀戲劇文學，回到香港後逐漸投身歌劇製作，1964年他和早前在意大利結識的女高音江樺所合作的歌劇選段演出，成為香港首齣由華人製作的西洋歌劇。1977年，盧景文開始獲得當時市政局的資助製作歌劇，首先推出的就是足本《蝴蝶夫人》；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則幾乎每半年到一年就推出一齣製作。已故藝術評論人周凡夫曾用「盧景文模式」來形容這些製作：盧景文在其中多是身兼數職，除了藝術指導、策劃、統籌、監製外，有時還兼任導演與布景、服裝設計等；演唱者除了邀來的海外紅星外也必包括本地演員；伴奏及合唱選用本地樂團及合唱團……

香港的高效與經濟務實等特色也在「盧景文模式」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幾個月就可以plan到一部戲，歐美要幾年。」他不無自豪地說。為了控制預算，他堅持簡約風格，打磨細緻的美感，卻不追求宏偉，「聰明地用政府資助」。但在質量上一點不含糊，尤其對歌劇的音樂，堅持音樂先行、忠於原著，不論如何添減情節，對原作的音樂都不予改動。

數十年如一地保持產量與水準，談何容易？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盧景文的舞台作品已超過100部，演出地點遍及香港、內地、台灣、東南亞和歐美各地。2008年，他創辦「非凡美樂」，每年堅持推出3至4個製作，既為歌劇老饕們打造豪華大餐，亦為學生們創作精簡版演出，更致力於培養年輕一代的藝術人才。

創作不輟半個多世紀，盧景文提起歌劇時仍是熱情不減。對他來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也許根本是個偽命題。

看重華人演員 堅持本土製作

堅持創作數十年，盧景文務實地形容香港歌劇的發展是「二三線的世界水準」，「歌劇這回事，在歐洲有400年歷史，由皇朝時代開始就是貴族資助的藝術、最昂貴的藝術。我在香港初初開始做時，甚至到現在，由於資源所限，沒有辦法做到全世界最高的水準，但是比起美國很多州際的劇場，我們的藝術水準是比得上的。」

在演員方面，他曾邀請各國演員加入製作，而尤為看重起用華人演員。除堅持香港本地演員加盟外，多年來亦邀請不少留學海外的內地藝術家參與演出，「我總想讓別人知道，中國的歌唱家好的是一點都不遜色。」

其實，盧景文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很早就開始，香港回歸前的1996年，他就曾為上海歌劇舞劇院製作的五幕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擔任舞台美術設計，開始有機會協助內地的藝團製作西洋歌劇。香港回歸以來，這種交流更趨頻繁，曾多次與北京音樂節、上海歌劇院和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歌劇中心等合作，2004至2009年亦曾擔任廣東國際音樂夏令營校長。

在盧景文看來，早年內地硬件雖有，但軟件有所欠缺，他憶述自己早年去北京的世紀劇院，發現團隊還不懂得如何盡用舞台吊bar的功能，「很多東西有硬件，但是還沒有經驗來運用。」但近年來，內地各城市積極興建演出場館，適合歌劇的場地越來越充足，歌劇製作數量也逐漸趕超香港。加上市場廣闊，國外歌劇團來華演出，可以巡演多個城市，觀眾的觸及量較大，也使得普通民眾對歌劇的認知與接受度日漸增加。而多間專業音樂學校的加持，則在人才培育方面提供了助力。

反觀香港，場地不足、演期難預定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市場的開拓與業界的發展，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在盧景文看來，香港有其獨特優勢，那便是科藝人才與製作人員的專業性。

「內地的西洋歌劇製作很多時是請來外國的指揮、導演擔綱，反而我們很堅持製作人員要都是香港的。我們香港的後台技術人員尤其出色，主要是演藝學院有眼光，全世界多數表演藝術學院都專注表演的培養，但是演藝學院一開始就有科藝系——注重舞台啊，設計啊，製作管理等人才培養，我可以說，全國都沒有香港的舞台藝術人員那麼好。」

打造原創歌劇 凸顯文化表達

雖然醉心於製作西洋歌劇，盧景文對將本土文化及中國元素加入歌劇中同樣充滿興趣。「1979年我已經開始將金庸的小說寫作劇本，我很喜歡在凸顯香港文化的方面關注多些。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已經有這麼好的發展，應該再發掘多一些屬於自己的材料，讓它的文化價值提高。我很年輕時就有這樣的意慾。」

1999年，盧景文和香港藝術節合作製作了兩部華人創作的歌劇《三王墓》與《夜宴》；之後的一年又從聊齋故事找靈感，製作歌劇《阿綉》；為慶祝葵青劇院落成開幕，亦邀來香港年輕音樂家盧厚敏、林迅，製作改編自魯迅《徬徨》小說集的歌劇《長明燈》及《離婚》。這幾個製作都是稍為短小的中文歌劇，實驗的過程為盧景文積累了不少經驗，很快，他大膽地籌備了一齣香港題材的現代室內歌劇《張保仔傳奇》，並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首演。

有趣的是，在創作原創歌劇時，盧景文選擇了以普通話而非廣東話來入戲。在他看來，廣東話的九聲為作曲帶來許多限制，這方面普通話的掣肘較少，在作曲上有較大自由度，比較適合用西洋歌劇的創作方式來進行。而選擇普通話，也為未來作品能在更多內地城市巡演作好準備，「例如《張保仔傳奇》去上海演出，如果是廣東話戲呢，語言上就有需要克服的障礙。」

盧景文透露，他現在正在構思新的原創歌劇《宋皇姑》，由嫁入錦田鄧氏家族的宋朝王女的故事展開，將宋朝末期香港的人、事與物融合其中。

「歐洲所有的國家都有自己的歌劇，就連捷克文這麼難，都有自己的歌劇。中國用西式的方式來作曲，從1930年代開始就有，比如《我住長江頭》等藝術歌曲都很好。我覺得在創作上，應該要發掘更多這方面才能的人。」

在盧景文看來，未來香港在文化層面上，應該要佔據更加重要的位置。「香港的問題是原創的東西還是少了一些。現在原創音樂劇多了，但是文化的重要性還凸顯得不夠，所以我就想從原居民的歷史和傳奇處來找材料。」

盧景文笑言，不知道自己這方面的探索有沒有為業界帶來一些啟發，但他樂見近年多了取材自本土文學或文化的歌劇演出，例如早前香港藝術節所委約的室內歌劇《兩個女子》，就改編自西西的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這些嘗試都很好。」他說，「像劉以鬯的小說我覺得都應該做，本地還有很多文化材料可以發掘。」

創新與延續

創新從來不易，歌劇更是如此，光是劇本籌備就煞費工夫。盧景文認為，全中國的歌劇發展都面臨同樣的困難，那便是歌劇藝術在觀眾中的普及度仍然不算高。普及度不夠，製作不夠多，基數太小，便也沒有太多成本與機會去做新嘗試。

另外內地與香港，也並沒有形成所謂「長演劇目」的概念，「比如音樂劇，現在很多年輕人也都在嘗試，但是要達到百老匯的水平、國際一流的水平，仍然是困難。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們不像百老匯與倫敦西區，一場戲可以做500多場，那成本根本不用擔憂。它們可以做，因為有足夠的劇院，並且紐約和倫敦的遊客是專門要去看的，但是大家來香港玩，好像都是飲飲食食，而不是看演出。這些限制都是要慢慢等機會克服。」

請盧景文展望將來香港歌劇的發展，他露出腼腆笑容，「我其實不大想去講這個，」他說，「因為一講，很容易好像是在標榜自己做了多少事情一樣。但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想，要找我的繼承人很重要，每樣技能拆開來，都有人可以好過我，但是像我一樣綜合起來都可以的，似乎暫時還沒有找到人。」

創新、繼承、延續，是藝術永恒話題，有如生命生生不息。

《蝴蝶夫人》與《杜蘭朵》 東方韻味 常品常新

盧景文說，如果有什麼劇是每次重複做都能激發他新的創意，那便是兩個最有名的東方故事——《蝴蝶夫人》與《杜蘭朵》。

1966年，盧景文回港後第一次製作大型演出，便是《蝴蝶夫人》，但這個版本沒有現場樂隊，在他看來算不上是「100%全套」，到了1977年，有了當時市政局的資助，才終於製作了完整版的歌劇。

「我製作過《蝴蝶夫人》5、6次了，每次都是用東方人來做女主角，這才令人信服，尤其是東方人的觀眾，才能有共鳴。我在香港，發覺例如做《蝴蝶夫人》，或者中國背景的《杜蘭朵》，全世界沒有另一個地方做得好過我們這裏，我們有中國人的演唱家，舞台上演來就更『似模似樣』。很多外國劇院，就算找到東方人做主角，其他的演員又是『大隻』的西人，不像的嘛。」

他對於講述中國公主故事的《杜蘭朵》，亦是尤為執着，「我覺得全世界都沒我做的好。」他自豪道，「好多外國團會夾雜一些戲曲的傳統，三個官是作小丑演，又將戲服變成清朝。其實這個故事是要推到遠古夏商周才合理，所以我每次製作都是用青銅時代的設計，才有蒼古的味道。」盧景文說，用西樂來唱清朝故事，很不對味，那不過是外國人隨便搜集一些東西就當作是中國元素。但這個故事中的中國氣質是需要細細尋找的，在他看來，故事要推到夏禹治水的時代才好，「（那個時候）才有可能有這麼專橫的公主！」他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