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踐行「一國兩制」 前瞻創新守護繁榮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董建華先生辭世，令香港社會各界深感痛惜與不捨。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他獲評價為「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一生愛國至誠、愛港至深，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與平穩過渡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作出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從制度發展的視角回顧，董建華先生是「一國兩制」從構想轉化為可運作制度的踐行者，也是特區治理架構的創新者和守護者。他在關鍵歷史節點上為香港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貢獻深遠，值得銘記。

他是制度踐行者

香港回歸祖國是香港乃至國家制度變遷中的關鍵節點，這不僅是政權交接，更是一整套全新制度架構的啟動。董建華先生作為第一任行政長官，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確保「一國兩制」這一全新制度構想落地實施。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唁電指出，董建華先生擔任行政長官時期，是「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變為生動實踐的開創性階段。董建華先生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全面貫徹落實香港基本法，團結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同心同德、堅毅奮進，沉着應對、妥善處置了一系列複雜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社會大局穩定，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董建華先生完成制度的平穩銜接，使「一國兩制」從理論走向實踐邁出關鍵一步。這一階段的工作，為其後特區各項制度建設確立了基本框架和運作方向。

他是制度創新者

在制度踐行之外，董建華先生於任內在香港事務和對外事務上作出多番創新，為香港發展創造更佳的制度環境。

對香港治理而言，董建華先生最突出的制度創新是推行高官問責制。這一制度是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的具體強化，體現了架構和機制方面的創新精神。2002年，他公布首屆「三司十一局」問責團隊，將高級官員的委任從公務員體系改為政治任命，被視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最大的政制改革。

董建華先生推動的另一項重要制度探索是教育改革，包括引入「三三四」學制。董建華先生明確提出教育是投資的理念，通過精簡學制和對接內地及國際主流大學學制，讓高中課程更加寬廣均衡，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升學與就業選擇，便利港生與內地及海外學生交流。這些改革至今仍是香港公共行政和教育制度的基礎框架。

他又開創性地推動了多層級的跨境協作。1998年成立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將香港與廣東省的協商合作制度化。聯席會議及其下設專責小組圍繞交通基建、環境保護、經貿、旅遊、人流物流等具體領域展開協商，每年輪流在粵港兩地舉行，由雙方高層率團與會，形成常態化的溝通與決策渠道。其後自2003年起升格，由行政長官與廣東省省長親自聯合主持，決策層級顯著提升。

他力促CEPA簽署，2003年6月正式落實，開啟了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制度化通道。他又倡導《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將協作範圍從粵港兩地擴展至澳門特區及九個內地省區。這些工作一方面通過提升決策層級，壓縮協商成本，另一方面通過拓展多邊平台應對日益複雜的區域合作議題，為香港的服務業和專業界別開拓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也為香港在區域經濟格局中鞏固和提升自身定位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

他是制度守護者

作為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無可避免要面對香港回歸祖國前的制度帶來的張力，也須應對外來衝擊對特區制度體系的考驗。回歸祖國初期，香港公務員系統的運作慣性和價值觀念並未追上時局，施政中屢屢出現部門權責不清、協調不足、政策推行受阻的情況。董建華先生以推行高官問責制回應這一問題，試圖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理順政治任命與公務員體系之間的權責關係，讓主要官員為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直接承擔責任，守護「一國兩制」框架下特區政府的有效運作。

與此同時，董建華先生任內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泡沫爆破、「沙士」疫情等一系列重大衝擊，這些外部危機直接考驗了「一國兩制」新制度的韌性。他在危機中堅持制度運作，帶領香港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和渡過疫情困境，這一過程本身即具有制度驗證的意義，證明了「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特區政府具備應對重大危機的基本制度能力。

董建華先生一生愛國至誠、愛港至深。從舊時代過渡到特區初期發展的階段，各類政治暗湧、內外挑戰、制度安排問題不斷，但他勇於承擔重任，以無我之心引領香港特區前行，是「一國兩制」和特區各項制度安排的踐行者、創新者和守護者。卸任行政長官後，他繼續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身份服務國家、貢獻香港，支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斯人已逝，風範長存，歷史必將予以高度的評價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