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朱䴉》暑期登陸院線 孫寧 陸川為中國自然電影投石問路

斬獲2026亞洲藝術電影節金海燕獎最佳紀錄片、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雙料獎項，全球首部野生朱䴉題材紀錄電影《朱䴉》即將登陸全國暑期院線。早前，由深圳市影視產業聯合會、深圳市影院聯合會主辦的紀錄電影《朱䴉》深圳觀影禮暨精品創作分享會舉行。監製陸川與導演孫寧，分享了長達6年的野外創作歷程，亦復盤這部國產自然紀錄電影的誕生與突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朱䴉》以「愛即希望」為主題，記錄一個朱䴉家庭的生命軌跡，講述物種從全球僅存7隻到萬鳥歸山的中國生態奇跡，用東方靜謐影像，搭建人與萬物共情的橋樑。作為孫寧鳥類三部曲收官之作，影片背後是6年野外堅守、跨行業攜手扶持，更折射出國產自然紀錄電影突圍破圈的全新路徑。

從八百小時素材中「摘珍珠」

在《朱䴉》的創作手記裏，「等待」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2017年，孫寧正式啟動《朱䴉》拍攝項目，這是繼《大天鵝》3年、《鷺世界》5年後，他耗時最久的一部作品。前3年雖拍到了朱䴉家庭的成長，但有的因幼鳥早夭中斷，有的因缺乏足以支撐完整故事的衝突與情感張力而放棄。「我們又耗費一年重新追蹤新的朱䴉家族，直到『大洋』一家進入視野，才終於等到完整的生命敘事。這個家庭經歷了孵化、成長、離巢、傷病、分離與重聚，其生命軌跡恰好契合了人類對『家』的全部想像。」孫寧回憶道。

6年裏，團隊常年駐紮陝西洋縣秦嶺深處，所有劇情、畫面全部來自自然真實發生，無法設計、不能綵排。「單個鏡頭容易，但從頭到尾的完整故事，需要努力，也需要上天眷顧。」孫寧坦誠道，「我們一共記錄了800多小時的素材，最後只剪出85分鐘。」這不是因為素材廢棄率高，而是「能用的都用了」。那800多個小時裏，藏着風霜雨雪的漫長等待，藏着紅外相機在樹上的默默守候。孫寧將這6年的堅守比作釀酒，「給到的所有精華的那一口酒全在這裏邊了。」

作為一部自然電影，野外拍攝充滿着不為人知的艱辛。為捕捉雛鳥破殼瞬間，攝影師在巢邊隱蔽蹲守28小時；為理解朱䴉的行為語言，團隊在遠處樹上長期觀察，從一無所知到能分辨叫聲中的喜怒哀樂。「就像和寵物相處一樣，你願意知道牠的聲音、行為和表達，牠才不再是陌生者。」這種沉浸式的田野工作，讓鏡頭獲得了「在場」的資格。

而為了捕捉雲層之上的晴空萬里，主攝影師侯凱躍冒着信號丟失風險操控航拍機，還曾為找尋航拍機殘骸而連續兩天攀爬秦嶺、在深山中搜尋，最終造成半月板撕裂。這份執着源於團隊「萬物皆有靈」的信念：「跟我們相伴的設備，我們也認為它是有生命的。」正是這般近乎癡狂的熱愛，讓鏡頭超越了記錄工具，成為與自然對話的媒介。

在孫寧的創作理念中，自然紀錄片最高境界是讓動物忘記鏡頭。「最難的拍攝，是讓朱䴉放下戒備、展露本真。機器架遠，人徹底隱匿，等它們無視鏡頭自在生活，捕捉到的瞬間才有直擊人心的力量。」整部影片摒棄傳統紀錄片說教式敘事，依託秦嶺淡墨山水般的東方美學，以冷暖交織的畫面、自然原聲鋪展生命故事。主線朱䴉家庭溫情之外，影片以復調敘事客觀呈現自然殘酷：天敵捕獵、風雨折損幼鳥，不刻意渲染悲情，只如實展現生存本貌，傳遞「愛即希望」的核心主題。

影片拍攝中期，導演孫寧遇到監製陸川，兩位深耕自然影像的創作者一拍即合。彼時孫寧全程自籌資金、缺少行業資源，獨自扛下6年拍攝重擔。曾拍攝《可可西里》《我們誕生在中國》的陸川，從粗剪素材中看見同路人的孤勇：「我在孫導身上看見了時代的逆行者，我走過同樣艱辛的路，願意盡綿薄之力幫他。」陸川依託與迪士尼合作的成熟經驗，為影片搭建國際化敘事框架。目前影片已在日本完成海外展映，收穫東亞各界高度認可。

1981年全球僅存7隻野生朱䴉，45年後種群突破萬隻，孫寧將影片主題定為「愛即希望」，借朱䴉一家的微小生命故事，向世界講述中國生態保護奇跡。此次深圳活動現場，孫寧將導演剪輯版永久捐贈深圳自然博物館，讓這份秦嶺生命影像長久留存，留給後世見證人與自然共生的歷程。

對標國際敘事標準：讓動物自己「講故事」

長期以來，中國自然紀錄片常被詬病為「畫面配解說」的宣傳片模式。陸川指出，國際成熟的自然電影遵循「拍攝時不干預野生動物原生習性，後期摒棄大段旁白說教，讓動物行為完成敘事」的標準。「不是讓動物說人話，而是按照講故事的方式讓它自己演自己。」陸川說。

在《朱䴉》的拍攝中，「大洋」的兒子「阿川」因喙部受傷無法進食，這在野外自然環境下必將面臨死亡，為了救助「阿川」，團隊為其進行了療傷，康復後再將其放歸自然。而影片創作中，陸川建議將這段人類救助情節移至花絮，正片保持純粹的野生動物視角。「海外成熟自然電影有硬性規則，正片不能出現人類身影。想要影片走出國門，就要尊重全球通行創作邏輯。」陸川說到，這一取捨既保留了自然的殘酷真實，又通過花絮給予觀眾情感慰藉，實現了藝術表達與國際傳播的平衡。

《朱䴉》映後分享會上，不少觀眾都對「阿川」受傷，妹妹「阿玲」不離不棄的這段手足相伴場景印象深刻，甚至有人提出是否是「刻意擬人」化表達。對此孫寧強調，是生命本身的真實呈現。「『阿川』覓食重傷瀕臨死亡，妹妹『阿玲』陪着牠，哥哥叼着妹妹的腳催牠離開找食物——這些都是大自然真正發生的。鳥類一家的相守、牽掛，本就是牠們真實的生存狀態，我們只是用人能聽懂的語言還原生命溫情。」

孫寧說，看到這一幕時自己都特別感動：「我常常想，我有困難時妹妹會不會第一時間過來？人類有時都做不到的事，鳥類做到了。」此外，孫寧還分享了一個細節——拍攝朱䴉繁育期時，團隊意外發現親鳥會「教」雛鳥表達愛意：叼起樹枝示範、來回傳遞，像一種無聲的情感教育。「這是學術資料裏沒提過的，是鏡頭偶然撞見的。」

自然以最樸素的方式，回饋了創作者最深刻的情感教育。孫寧認為，當創作者足夠了解動物的行為語言，那些被人類解讀為「親情」的瞬間，便不再是修辭手法，而是跨越物種的情感共振。正如陸川所言：「當你真正去了解牠們，共情連接就建立了。」這種基於真實的敘事，讓《朱䴉》擺脫了科普說教，成為一部能讓動物「自己說話」的電影。

陸川呼籲打破困局 讓自然電影走進大眾

「孫寧導演身上，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逆行者。」作為《可可西里》《我們誕生在中國》的創作者，陸川擁有成熟的自然電影創作與海外發行經驗，擔任《朱䴉》監製兩年多，他全程在敘事、國際表達、行業發展層面給出關鍵指導，也為國產自然紀錄電影發展發出懇切呼籲。

陸川將自己與孫寧的關係定義為「同路人」。他曾歷經《我們誕生在中國》3年半的艱辛，深知自然電影的聲量之小、回報之慢。「自然電影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弱勢的類型，但它的重要性不可替代。」陸川表示，隨着野生動物種群逐年減少，這些影像可能在某一天成為絕唱。「做自然電影的藝術家，是在為人類、為地球留下最珍貴的記憶。」

然而，個體的熱忱無法替代系統的支撐。陸川呼籲，中國企業界應建立類似迪士尼的公益投入機制，「拿出一部分資金專門支持自然電影」。他指出，自然紀錄片長期被貼上「小眾文藝」「科教片」的標籤，實則是對這一類型影片的嚴重誤讀。事實上，自然電影天然具備「闔家歡」屬性——無暴力、無門檻、無認知負擔，既能滿足孩子對世界的好奇，也能讓成年人在快節奏生活中獲得心靈療癒。

在北美市場，自然電影更是孩子們走進影院的「第一部電影」，暑期檔總有鯨魚、猴子等題材的作品上映；而在中國，由於缺乏分級制度與類型認知，家庭觀影常面臨「選片難」，自然電影本應成為最優解，卻因傳播渠道單一、宣發力度不足而被邊緣化。「國家經濟富強，最終落腳文明躍升，關注野生動物、守護自然，是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中國院線不能缺少自然電影的一席之地。」

陸川認為，破題的關鍵，在於重構大眾對自然影像的認知。一方面，內容端需摒棄「科普說教」的慣性思維，轉向以情感共鳴為核心的敘事。《朱䴉》的成功證明，當鏡頭足夠耐心、創作者足夠敬畏，生命本身的光澤便足以照進人心，無需旁白渲染意義。另一方面，傳播端需打破「影院唯一」的路徑依賴。當自然內容從「偶爾邂逅」變為「觸手可及」，當家庭能在周末輕鬆完成一次與萬物共情的體驗，自然電影便真正走出了小眾圈層。

此次《朱䴉》在傳播路徑上就嘗試在全國院線公映外，同步落地深圳自然博物館、全市科技館、中小學校課堂、各大文旅景區，打造長期沉浸式觀影空間。此前影片已嘗試「電影+配套繪本」聯動科普，線下活動反響熱烈，這套模式將向全國複製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