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抹黑「產能過剩」 中國創新釋放紅利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近年國際經貿格局深刻演變，大國競爭加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市場地位的擔憂增多，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指責中國產能衝擊世界市場，並以此為藉口不斷加碼對華限制措施，保護主義加劇升溫。國家商務部昨日發布《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用詳實的數據和事實澄清了西方所謂「產能過剩」的誤導性論述，並對中國現代化產業發展的邏輯進行全面闡釋。經過改革與創新推動，中國不是所謂的「中國衝擊2.0」，而是「中國機遇2.0」。這份文件不僅回應了當前國際經貿中的誤解與競爭，也為正在制定首個五年規劃的香港的經濟、創科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文件指出，近些年來，全球失衡呈現新的特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認為，各國宏觀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在造成全球失衡方面具有關鍵作用；美國積累了巨大的債務失衡，需改善財政狀況，歐洲投資不足，需提升生產率，中國需擴大內需。這些觀點也反映出了全球失衡的系統性、複雜性。一些把全球失衡與「產能過剩」掛鈎、簡單歸因的觀點，故意混淆概念，存在邏輯誤區，甚至別有用心。

以惡性競爭打壓中國

炒作「中國產能過剩」、指責中國廉價產品「衝擊」世界市場，並藉此加大對中企及產品的限制，是西方保護主義抬頭的表現。美國通過不斷提高關稅、推動「去中國化」供應鏈的破壞策略，試圖阻止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同時，這種行為早已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種「話語權武器化」的手段，旨在弱化國際市場對中國的信心，拉攏盟友共同打壓中國。

然而，中國經濟的穩健與創新，正在打破這種負面敘事。文件闡明，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中國出口增長既源於規模經濟與創新能力提升，也來自各國綠色轉型和工業化發展的需求。比如，中國對歐出口增長主要集中於光伏、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化工產品等，更多反映了綠色轉型帶動對能源產品的需求，以及能源危機抬升了歐洲化工等行業的生產成本。中國也從不刻意追求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相關產品出口比重由2012年的20.7%下降為2025年的15.1%。從貿易利益分配看，「順差在中國，利益在各方」，2025年外資企業佔中國出口的27%、順差的16%，順差和利潤增速都快於本土企業。從整個國際收支看，雖然中國貨物貿易有較大順差，但服務貿易、投資收益都有逆差，總體上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重約3.7%，處於國際公認合理區間。

可見，中國並未如一些西方渲染的那樣「擾亂市場秩序」，而是通過創新驅動和產業合作，為全球經濟注入新活力。

中國為未來發展留足空間

早在一年多前，筆者曾撰文指出，多年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國並非按照西方「供需平衡」或「消費推動型」經濟理論運作，而是走出了一條「生產超前型」的獨特發展之路：先構建產業能力，然後促使拉動消費升級與技術進步。這一模式並非是西方輿論中所謂的「資源錯配」與「無效增長」，而是為未來經濟發展留足空間的理性選擇。

中國經濟邏輯的通俗呈現可見於釋放的「生產剩餘」所引發的創新成果。筆者曾經對此表述，西方的經濟理念是：「10個人吃飯，就煮10個人的米飯。」而中國的方式則是：「煮了20個人的米飯。」西方質疑：「你們供需不平衡！」中國回應：「難道你們不知道『隔夜飯』？」更進一步，中國還用「隔夜飯」做出了「揚州炒飯」，不僅賣得更貴，還更受歡迎。例如，深圳昔日以低端製造業為主，雖然一度被視為勞動密集型的代名詞，但在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的推動下，原本的「隔夜飯」已經演變為高端品牌如大疆無人機——全球市場的「揚州炒飯」。這既是結構調整的成果，也證明了超前布局的合理性。

《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文件進一步指出，「中國現代化產業快速發展靠的是創新驅動」。創新已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柱。中國的產業轉型與升級，成功地將科技創新直接落實於產業應用，並高度整合內外市場資源。以新能源車為例，許多電動汽車整車廠僅需4小時車程便可完成所有零部件的配套供應，長三角的「電子信息1小時創新圈」與深圳的「機器人半小時配套圈」構建了功能完備的研製生態。

這種創新驅動所依託的並非模式僵化的「產業保護」或「價格戰」，而是通過技術迭代和市場導向實現能力與競爭力雙提升，不僅重塑了出口結構，也打破了傳統的比較優勢，將「中國製造」推向「中國智造」，最終跨越到「中國創造」。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以「新新三樣」為代表——人工智能、機器人、創新藥，成為中國「智造」轉型的重要標誌。「新新三樣」的產品不僅在技術性和附加值方面有巨大優勢，更通過牽引芯片、材料、健康醫療等多個相關產業協同發展，帶來顯著的集群效應。這種以創新驅動、製造升級為核心的產業模式，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展示了內地經濟實踐的可借鑒價值。

香港學習內地經驗 實現自身轉型升級

正是在此背景下，香港應深入思考如何借鑒內地的成功經驗，以成為融通中外的榜樣。筆者認為，香港除了延續其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上的積累外，更應同時參考內地的制度邏輯與創新路徑。作為全球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香港過去多年來的國際優勢，使其有潛力成為連接國際市場與國內需求的「橋樑」。通過深入理解中國經濟的成功模式，香港可以向國際社會更有效地講述「中國經濟奇跡」的故事，這不僅有助於消除外界對中國經濟的偏見，也能為豐富全球經濟理論提供新的視角，增強自身的國際話語權。

目前，香港正在制定首個五年規劃，不管是產業升級還是融入先進製造業鏈條，都需要誠實地審視自己的理論基礎與政策方向。作為城市經濟體，香港的創科發展不可能單純依靠自由市場邏輯，而需要更重視產業協同、政策引導與長期布局。正如內地成功的經驗所揭示，基礎設施超前建設與產業能力的發展，無疑是培育新興產業的重要基礎。香港只有融入「國家所需」的宏大戰略布局，運用「香港所長」，才能以「超級合夥人」的新角色，在區域發展中尋找定位、塑造競爭力。

同時，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不僅是一項提升經濟競爭力的長遠策略，更是一項以民為本的重要部署。在規劃過程中，香港不僅需要聚焦產業升級、創新科技發展，還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實現全面發展。發展的最終目的並非僅是經濟數據的提升，而是為全體市民提供更高質量的生活、更公平的發展機會，以及更強的幸福感和歸屬感。

西方對中國經濟從秩序到產出的頻繁污衊，實質上暴露了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結構性焦慮。但正如商務部指出，中國正從「製造優勢」邁向「智造機遇」，為全球經濟注入合作與共贏的新動力。香港應結合內地經驗與國際視野，抓住創科轉型與產業升級的機遇，以「超級合夥人」的角色服務國家大局，在全球競爭中重塑自身定位，開創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