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哪裏來？

●文：李雅言

每當有外地朋友來訪，並告訴我希望更深入認識香港這座城市時，我都會毫不猶豫建議他們去兩處：一是山頂，全港最高峰——大帽山山頂，而非舉世知名的名勝太平山山頂；二則是華人永遠墳場，要不香港仔，要不荃灣。去大帽山山頂，因為在那兒能清楚看見香港全貌，港島、九龍、新界乃至深圳的地理位置和風貌分別皆一目了然，香港歷史的時間線就在眼簾。至於墳場，仔細研究一下不同年代逝者的籍貫，便明白歷史上香港的人口結構是什麼回事了。

對，香港是個移民城市。因歷史和政治原因，對不少戰後在港出生的港人來說，鄉土是一個疏離的概念：香港就是家。在香港出生的我，小時候只知道祖籍廣東番禺，因為祖父的骨灰龕位面石如是寫着；長大後，出於尋根的強烈意慾，才知道在他的年代有上番禺和下番禺之分，我們來自上番禺（今已屬廣州白雲區），村子在京廣高鐵線旁。尋根的過程中，當然也閱讀了不少關於珠江三角洲移民的歷史材料：有說珠江三角洲大部分人口的祖先南遷時，都是自江西翻過梅嶺（大庾嶺），先抵達南雄珠璣巷，然後再遷到各處。我到珠璣巷李氏宗祠時，欣喜見到自己的鄉下也在修緝捐贈榜上。心情頓時開朗：終於知道自己從哪裏來了。

然而讀畢專攻移民史的葛劍雄教授這本著作，對「自己從哪裏來」的答案又不一樣。

作者於第二章講述了全國八個有名的「移民集散地」，第一個講的便是南雄珠璣巷；其分析是：「由南雄南遷至廣東其他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區的移民的確存在。但是，這些移民是否一定是從珠璣巷這個地方遷出的呢？……如今的珠璣巷就是一條很長的巷子。怎麼可能所有移民的祖先都住在這個巷子裏呢？兩邊其他地方難道沒有人遷嗎？」（頁88）很多家譜記錄的故事大同小異，是出於移民後代的「從眾心態」：「珠璣巷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成為他們始遷祖的遷出地、他們的合法性和社會地位的象徵，因此人們紛紛想往這裏靠。」（頁89）「文化符號」和「文化慰藉」概念，也應用於大部分相傳的移民集散地：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蘇州八門之西北門閶門，閶門碼頭現在甚至有紀念碑，記載朱元璋如何把以張士誠為首反抗他的人口迫遷蘇北。近代江南有「歧視蘇北人的風氣」，「各地移民逐漸對蘇州的地域認同，轉化為以『蘇州閶門』為精神象徵和精神慰藉，從此擺脫當時普遍存在的身份歧視。」（頁106）

對移民集散地傳說的分析，卻只佔這本內容極為豐富精彩的著作的小部分。全書七章共73講，都是作者之前錄製的同名視頻系列之文字整理。作者首先解釋移民的類別和成因，作為每一講故事的分析框架：「生存型」即為世所逼而移民，可以是逃避戰亂，或被新政權迫遷；而「發展型」則是謀求更幸福的生活（如到資源更充足的地方發展），或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如先秦思想家周遊列國）而移民。之後則分別講述了中國史上的重要移民事件、移民與疆域領土之關係、華夏文化如何通過移民得以醞釀、傳播和鞏固，以及移民如何成為開發新地區的手段。

本書既說明了不少歷史事實，如鄭和下西洋的「創舉」，其實是建基於已存在的阿拉伯商人航線；客家人對傳播從外地傳入的辣椒以及其他農作物到內陸有重要貢獻。也澄清了不少誤解，如把燕雲十六州割讓予遼的石敬瑭，甘做「兒皇帝」並不是無恥，而是他本來是沙陀人（西突厥一支），叫父親只是增進關係。更「順帶」解釋了一些現今常見詞語的出處——稱大小便為「解手」，原因是強制移民時移民雙手被反綁起來，用繩子拉成一串，要如廁時，雙手必先需解開（頁108）；而「東西」則出於盛唐長安城的繁盛：在東市、西市幾乎買得到任何物品（頁293）。書中亦不乏作者非常有趣的自身調研經驗和觀察：他跟住在吉爾吉斯共和國的東干人清末陝甘回民軍後代聊的時候發現，雖然他們歷史上已從完全使用陝西方言轉到用俄語為主要交流工具，但仍將現代俄語中的「總統」一詞按清代習慣譯為「皇上」（頁363）。全書文筆風趣、平易近人，每講結尾亦有扼要的總結。一例：「少數民族認漢族名人為祖先的現象之所以長期發生，主要是因為過去沒有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只能以這樣的辦法改變自己的民族身份」（頁234）。而作者後記的一句：「（尋根）儘管未必能找到具體的結果，但一定會對相關的歷史、地理、文化、社會狀況有更深入廣泛的了解和理解，這正是我們要尋找的文化之根、精神之根，也是我們對家族、祖先、民族、國家常新的記憶。」正是在這個信息與交通極為發達、對家鄉情懷漸趨淡薄的年代，對我們最恰當的激勵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