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程實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在全球化金融體系中,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通過多重渠道跨境傳導,對金融穩定產生深遠影響。傳統理論側重利率差異與貿易競爭力兩條路徑,但前者難以解釋風險偏好主導的資本流動,後者在美元主導的貿易格局中作用減弱。有研究指出,美元匯率本身構成獨立的「美元渠道」,其波動不僅反映利差變化,更折射全球風險偏好與融資環境的調整。美元升值往往推高企業融資利差,尤其對高風險融資更為敏感,並通過資產價格與信用條件的聯動放大緊縮效應。
該渠道既強化主要央行對美聯儲政策的外部約束,也放大其對國內金融條件的影響,並通過資本流動與風險溢價傳導,強化全球金融周期的波動性與非對稱性。在跨境資本高度流動的背景下,美元匯率變化往往成為連接各國金融環境的重要樞紐。因此,貨幣政策制定不僅需關注利率與通脹目標,也需統籌美元匯率變化帶來的跨境溢出效應。
傳統貨幣政策跨境溢出理論的局限性。在全球化背景下,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差異與貿易競爭力實現跨境傳導。利率渠道以未抑制利率平價為基礎,認為資本流向高利率經濟體。貿易渠道則通過匯率變化影響進出口價格與規模。然而,這兩類機制的解釋力正在下降。一方面,利差雖能解釋資本流向,卻難以刻畫其規模與波動,實際配置更受風險偏好驅動。風險偏好上升時資金追逐收益資產,避險情緒升溫時則回流安全資產,導致資本流動呈現出更強的順周期特徵。另一方面,在美元主導的貿易體系中,大宗商品與多數跨境交易以美元計價,本幣匯率變動難以及時傳導至貿易價格,使匯率對進出口數量的影響弱化,價格機制傳導鏈條被部分鈍化。此外,全球價值鏈分工加深也削弱了單一匯率調整對貿易結構的影響。因此,僅依賴傳統兩大渠道,難以全面解釋現實中的跨境溢出機制。
美元升值推高美國企業融資成本。美元作為全球風險偏好的核心變量,其波動對融資條件具有獨立影響。相關研究以美國槓桿貸款市場為樣本發現,美元升值會顯著推高企業融資利差,即便控制利率與股市因素,該效應仍然存在。具體來看,美元每升值1%,貸款利差普遍上升,且風險越高的融資對美元波動越敏感,高風險貸款利差上升幅度明顯更大,顯示風險溢價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同時,不同用途貸款的反應存在差異,併購等新增融資對美元變化更為敏感,而再融資影響較小,這表明美元渠道主要通過影響新增資金配置發揮作用,而非既有融資循環。此外,多種穩健性檢驗均顯示,該機制具有一致性,說明美元不僅是跨境傳導工具,也在放大美國自身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這種由匯率驅動的融資成本變化,使得美元成為連接貨幣政策與信用周期的重要中介變量。
美匯變化放大政策風險
美元渠道對全球貨幣政策的塑造與風險周期的強化。從全球視角看,美元渠道既是政策傳導媒介,也是風險放大機制。一方面,其他主要央行的政策通過影響美元匯率,間接作用於美國金融條件,從而對美聯儲形成一定外部約束,使其政策獨立性在邊際上受到影響。另一方面,美元作為風險錨,其波動會在融資條件與風險情緒之間形成自我強化循環:美元走強時,全球流動性收緊、風險偏好下降,融資壓力上升,並對新興市場形成外溢衝擊。美元走弱時,流動性改善、資本回流風險資產,但也可能積累通脹與資產泡沫風險。總體而言,美元渠道強化了全球金融周期的順周期性與非對稱性,無論強勢還是弱勢美元,均會通過不同路徑加大政策權衡難度。這意味着,各主要央行在制定政策時,需要在貨幣目標與外溢影響之間進行更精細的平衡,並在宏觀審慎層面加強協調以應對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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