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反制措施制度化 對等威懾「長臂管轄」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蔡彤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規定》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創設的兩類安全調查制度，是此次立規的核心突破。針對外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損害我國產供鏈安全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可開展安全調查，採取禁止進出口、收取特別費用等措施，並可依據《反外國制裁法》將相關組織個人列入反制清單。

針對外國組織、個人違反市場交易原則、中斷正常交易造成實質損害的，則可採取限制投資、禁止交易、限制入境等精準措施。

捍衛海外資產安全與投資者權益

蔡彤娟表示，這一制度設計直擊當前我國面臨的現實挑戰。以近期荷蘭安世半導體事件為例：荷蘭政府援引塵封70年的《貨物可用性法案》，強行接管中國聞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導體，凍結中方股東權利、罷免中國籍CEO。面對此類霸權行徑，中方此前雖可依據《反外國制裁法》應對，但缺乏專門針對產供鏈領域的細化程序。新規定填補了這一空白，為類似調查提供了明確的國內法依據和操作規程。

蔡彤娟舉例指，英國政府以「一日立法」緊急接管河北敬業集團旗下的英國鋼鐵公司，架空中方股東決策權，卻既不轉移所有權也不予補償，甚至謀劃註銷英鋼欠敬業集團的債務，實質構成「變相徵收」，此類行徑與荷蘭安世半導體事件如出一轍，凸顯西方國家安全泛化的雙重標準。

「《規定》創設的安全調查與懲罰措施，恰為應對英鋼式變相徵收提供了法律抓手，使中方得以啟動調查、實施精準反制，捍衛海外資產安全與投資者合法權益，避免規鎖中企的惡劣先例蔓延。」蔡彤娟表示。

專家還指出，更具現實意義的是，該制度賦予了對等威懾能力。在安世事件中，中方正是通過出口管制這一反制手段，精準打擊荷蘭軟肋—安世80%產品需在中國封裝測試，禁令導致全球車企陷入「缺芯」困境，最終迫使荷蘭擱置接管令。新規定將此類實踐上升為制度性安排，使反制措施從個案應對轉向規則之治，既增強了法律確定性，也對潛在惡意行為形成事前威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暢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