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馳有道】發揮香港國際調解優勢 促和平化紛爭

張馳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央視開年大戲《太平年》熱播，講的是五代十國這一中國歷史最動盪的時期之一：短短54年間，梁唐晉漢周「你方唱罷我登場」，可想戰爭難數、民生多艱。這部劇之所以重要， 正如其英文名「鑄劍為犁」(Swords into Plowshares)所昭示的：變亂交織的世界更需堅守「是非正義」，中國亦能從歷史經驗出發，尋覓到更多避免衝突的機遇和智慧。近年來，中國作為國際調解領域的新興參與方，積極推動地區局勢緩和，以及同30餘個立場相近國家共同發起成立國際調解院(IOMed)這全球首個通過調解處理爭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這些不斷積累的實踐成果，將在交流互鑒過程中進一步深化，為國際發展合作和全球治理創新打開想像空間。

剛公布的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建設，位於香港島灣仔的國際調解院總部也已於2025年10月開幕。在剛剛過去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外交部長王毅說：「世界上仍有60多場衝突延宕不止」，這意味着世界上有大量勸和促談的需求和場景。過去幾年，中方化解了不少難題。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北京達成「世紀和解」；2024年7月，巴勒斯坦14個政治派別簽署《北京宣言》形成「統一戰線」；2025年12月，「撫仙會晤」鞏固了泰國和柬埔寨停火成果。同時，不少金磚國家也力所能及地開展斡旋，如巴西、埃及、印尼等與中方一道建立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阿聯酋已促成19次、總規模超5,000人的俄烏換俘；南非總統近期還表示願意調停中東危機。這些都不禁讓人想到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對「另一種英雄主義」的呼喚，而調解正代表着國際社會理性與人道主義的一面。

多作實踐爭取認同

儘管近代以降，調解常與仲裁、調查、司法解決等並列。作為一種範式擴散，調解仍需一個影響力不斷擴大的機制和平台增強力量。從這角度講，IOMed的誕生填補了這一空白，重塑了全球治理。由該組織的三級受案範圍（國家間爭議、一國與另一國國民間的爭議、私主體間國際商事爭議）合理推斷：第三級即商事調解或吸引最多案例，鑒於有關實踐在國內外機構推進下日漸成熟和制度化，也有益於新組織在運營初期確立信心、美譽；第二級主要關注投資調解，此領域雖仲裁仍居主導，但IOMed扎根於香港這個「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的先天優勢，以及與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在包括資源開採、基礎設施、土地開發方面的潛在合作，將成為其核心競爭力的來源；至於處於金字塔尖的第一級，也即調解國際關係中的矛盾，是大家最期待的，做起來也最複雜。

實話實說，就是因為國際間預防衝突手段普遍失靈，才招致當今世上許多災禍發生。一旦衝突爆發，又往往轉入「打打談談」的狀況。有些觀點甚至認為，若主要損失既成，談判的作用就會再減幾分。這些都凸顯出在解決國與國爭端中，調解作為一種範式，還基本位於擴散臨界點(tipping point)之前的階段。以目前簽署《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的37個國家作為粗略指標估算，其在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中僅佔約兩成，少於加速擴散所必要的三分之一標準。因此，IOMed一方面須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調解方、專門機構和科研智庫繼續合作，另一方面要「先易後難」聚焦特定地區和領域盡快產生最佳實踐。

活用各地調解哲學

具體而言，一要密切與「規範領袖國家」(norm leaders)聯絡，邀請更多如前文所述金磚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上合組織國家加入，主動吸引西方成員的同時，考慮以夥伴方式與相關國家進行第三方合作的可能；二要保持與「規範企業家」(norm entrepreneurs)溝通，主要是對預防、緩和並解決衝突方向深耕多年的國際組織、非營利實體和影響力人物等，也涵蓋以其他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專門機構；三要促進跨學科研究，特別是「國際法-國際關係-國際發展」三大專業協同：以國際法為業務中心，利用國際關係的地緣政治、區域國別分析獲得宏觀至微觀視角，利用國際發展以服務長效治理和可持續性評估。

中國尤應探索與IOMed形成共同成長的互補型關係：首先，國家行為難免會受到不同勢力和總體戰略左右，這可被IOMed的國際性、開創性和連貫性敘事平衡，有利於「中國式調解」主攻比較優勢，構建獨特模式；其次，要想因地制宜調解，就須加深對各地調解文化的理解。例如中國的六尺巷、和合文化、西非「大樹下的民主」等都主張通過協調達到動態和諧。未來，此類文明互鑒工作也可通過IOMed多元背景的團隊來完成。

吸引青年加入行列

此外，國際組織與政府部門不同的績效制度，還為人才激勵和培養提供了多樣化路徑，有助於從人力資源儲備維度破解和平、發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 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已完成三次機構改革。其中，國際發展合作署、移民管理局的設立都體現出涉外領域追求系統化、精細化的趨勢。相應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的進程也在不斷加快，從早期的上合組織等，到頗具代表性的亞投行，再到如今倡建的IOMed並承接的一系列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等。有別於傳統外交官，調解崗位既給有志於從事國際事務的青年朋友創造全新機會，也對能力和質素提出了特定要求，還需高校在學術訓練、生涯規劃上做好銜接，以及面向發展中國家，為全球南方發展合作社群培育有生力量。

中國與志同道合國家在IOMed籌備早期就決定將總部落戶香港，這絕非偶然。時值本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之際，應「仁以為己任」助力IOMed達成更多的調解，回饋國際社會的普遍信任。未來香港國際調解院總部要加強政策溝通和戰略對接，支持在首屆國際調解論壇基礎上，打造多層級的調解文化交流項目與合作網絡；推廣在「一帶一路」尤其是東盟等地調解仲裁等專業服務發展，主動向「出海」中企和跨國公司提供調解選項；圍繞建設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加快引進國際法、國際關係和國際發展機構，吸納高端人才就業；發揮高等教育優勢，資助跨學科研究和人才培訓，推動調解能力建設。相信香港與IOMed的互動可成典範，在變亂交織的世界中一起扮演可靠且具建設性的全球治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