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茶遊記】駝峰航線奠基人（上）

●良 心

在駝峰空運的功臣中，有一個人尤其不應該被忘記。他就是在駝峰航線上主要執飛的中國航空公司的美方代表邦德。邦德全名是威廉·蘭霍恩·邦德，是一位美國航空先驅，在美國航空業界有豐富的飛行和管理經驗。他最早受表妹夫韋斯特維爾特的引薦到中國參與中國航空公司的運營，初期擔任飛行員和航線經理，後逐步晉升至管理層。中國航空公司是中美合作於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美方股東經歷了多次變更，美國泛美航空公司於1933年4月1日正式成為中國航空公司的美方主要股東，並長期參與運營。泛美航空成為中航大股東後，邦德作為泛美航空的代表，以泛美航空副總裁身份到中航擔任美方副董事長，成為中航美方管理層的核心人物，深度掌控中航運營。

邦德在中國航空公司任職期間，不僅對中航的運營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複雜的政商環境中，帶領中航在戰亂中穩健運營，為中美航空網絡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在維護和發展中美航空合作中扮演了關鍵的橋樑角色。他始終在維護美方利益與尊重中方需求之間尋求平衡，既為美方爭取權益，也理解並尊重中國員工的文化與處境，成為中美航空合作中不可或缺的協調者。他通過專業與人格魅力，促進了中美在特殊歷史時期的協作，為抗戰時期的物資運輸和航空事業留下了重要遺產。

在中國抗戰前期，由於中航是中美合資經營的民用航空運輸公司，而美國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尚未對日宣戰，要堅持在中日間保持「中立」，因此在中航參與軍運問題上，中美雙方常常發生爭執。1937年侵華日軍在上海挑起「8·13」事件，戰事迅速擴大。中方認為在非常時期，中航應服從戰局需要；而美方仍堅持嚴守「中立政策」。中方總經理林偉成不顧美方的要挾，斷然決定徵用中航在南京的兩架飛機。在美方飛行員拒絕飛行後，林偉成被迫任用中國籍駕駛員代替美方機師，並交由空軍統一指揮，執行軍事運輸任務。之後美國政府警告在中航的美國人「不得違反美國的中立政策」。中航的美方股東泛美航空公司遂將在中航的美籍空地勤人員全部撤走。中航的航線被迫停航，中航總部遷到漢口。

邦德希望維護中美合作，同時為了維護泛美航空的投資利益，提出了「規避美國中立政策限制」的繼續合作方案：他和泛美航空到中航任職的人員辭去在泛美航空的職務，作為中國政府的僱員繼續在中航任職，實際仍是受泛美航空指派和支持，但這樣可讓美國國務院「無話可說」。先決條件是這些僱員每月工資翻倍。中國政府當時急需空運，只好同意。於是邦德首先轉變身份進入中航擔任總經理，實際仍然主導中航的運營決策。其他的美方人員也全都回到了中航。在1940年7月中航的中美合作協議到期前，邦德又提出建議，促成雙方簽定了延續合作5年的協議，為中航後來的發展和在抗戰後期的巨大貢獻奠定了基礎。邦德不僅對中國航空公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也是開闢和運營駝峰航線的大功臣，被譽為駝峰航線奠基人。

1941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中國的外援渠道日漸狹窄，急需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當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授權總統向「防務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軍事和物資援助，中國也被納入受援國之列。據戰後統計，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英國、蘇聯、法國和中國等近40個國家，提供了總金額約達500億美元的援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貢獻。那時500億美元的現價超過7,000億美元。在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提供的近500億美元援助中，英國得的最多，達314億美元；蘇聯其次，達113億美元。

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後，列入受援國的各國都爭相派出得力團隊前往美國爭取份額。英國甚至向美國派出了700多人的團隊專門負責接受援助採辦軍械。為了爭取更多的美援，蔣介石也派遣自己的大舅子、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作為中國政府和他的全權代表，於1941年6月赴美國負責接洽和管理援華租借物資。宋子文抵達美國後使出渾身解數，開展了一系列游說活動。他在美國多年爭取美援的經歷，充分反映了美國及西方國家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對華政策的演變。

中國抗戰初期，國際社會對日態度十分軟弱，歐美主要大國美英法等國對中日戰爭抱着「不干涉」或「中立」的態度，互相觀望，不敢旗幟鮮明地仗義執言、伸張正義。英法美三國拒絕貸款給中國購買武器彈藥。當時的蘇聯是援華抗日最得力的唯一大國。蘇聯不僅在道義上譴責日本、同情中國，而且向中國提供了包括信用貸款、軍火武器及派遣軍事人員等多方面的援助。

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援助的力度與性質隨着遠東戰局的發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既是美日爭奪的主要對象，也是美國用來抗衡日本的重要力量。出於種種考慮，美國對日本的侵華行動一直採取妥協、退讓的態度。即使在中國全面抗戰的第一年，美國對華援助仍然極其冷淡。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用三個月時間結束戰爭」的神話，國際社會對中國刮目相看，美國決策者也開始相信中國能夠堅持一場持久的戰爭，並意識到中國的抗戰與美國的遠東利益休戚相關。因此從1938年起，美國對華政策逐漸朝着制日援華的方向發展。在美國對日宣戰前，美國政府決定加快援華步伐。羅斯福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美國對日宣戰後，美國進一步認識到，美國要贏得遠東戰爭的勝利，主要要靠中國這個「極有價值的同盟者」。為了「保持中國能繼續作戰」，將日軍主力牽制在中國戰場，美國政府除了同中國進行軍事合作外，還決定加大對華經濟援助的力度。

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了價值16.27億美元的戰略物資（佔盟國援助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大量軍事物資，包括飛機、車輛、彈藥和糧食等。這些物資為中國堅持抗戰提供了物質條件，緩解了中國因長期抗戰導致的經濟壓力，對中國抗戰勝利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在提供軍事裝備與技術支援的同時，美國還派遣軍事顧問訓練中國軍隊，提升了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同時，美國廢除了對華不平等條約《中美天津條約》，恢復中國關稅自主權，並支持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顯著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