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楠 國際問題觀察員
在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的一面牆上銘刻着一句話:「他們不再老去,不像我們留下的人一天天變老。」這是太平洋戰爭中一個常被遺忘的章節:日本對澳大利亞的侵略與暴行。從北領地到新南威爾士,從空襲到海上封鎖,從戰俘營到「死亡行軍」,這場戰爭給澳大利亞留下了超100萬軍民參戰、超3.9萬名軍人犧牲的刻骨印記。
本土遇襲:地理神話的破滅
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的檔案清楚記錄着:1942年2月至1943年11月間,日軍對澳大利亞本土發動了超過97次空襲,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區。但最震撼的,無疑是首次襲擊。1942年2月19日上午9時58分,達爾文港的寧靜被徹底撕裂。日本海軍第1航空艦隊的242架戰機如蝗群般壓境,投下大量炸彈。在爆炸火光中,一個曾經相信地理隔絕能帶來安全的國家,被迫首次直面本土遭襲的殘酷現實。根據澳大利亞國防部解密文件,這一天日軍投彈量超過珍珠港襲擊,造成澳方至少243人死亡,300至400人受傷,23架飛機被毀,35艘船隻沉沒或受損,港口設施幾乎全毀。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僅僅是開始。在接下來的21個月裏,日軍飛機和潛艇像幽靈般出現在澳大利亞海岸線上。1942年5月31日,3艘日本微型潛艇潛入悉尼港發動襲擊;同年6月,日軍潛艇炮擊了紐卡斯爾和悉尼郊區;1943年,醫療船「半人馬」號被故意擊沉,造成268人死亡。
約22,000名澳大利亞士兵在太平洋戰場淪為日軍戰俘,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未能生還。泰緬鐵路的修建是其中最黑暗的篇章。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資料顯示,日軍強迫超過6.1萬名盟軍戰俘和數十萬亞洲各國勞工在極端惡劣條件下修建這條415公里長的「死亡鐵路」。參與其中的澳大利亞戰俘死亡率高達23%,而在修建地獄之火關口的600名澳大利亞人中,只有106人倖存。
更系統性的暴行發生在戰俘營和所謂的「轉移」過程中。1942年的安汶島「拉哈大屠殺」中,約100名澳大利亞士兵在投降後被分批處決。
澳大利亞官方戰爭歷史記載:「處決方式包括槍決、斬首和刺刀刺殺,沒有倖存者。」而1945年的山打根死亡行軍,則成為澳大利亞最慘痛的記憶之一。約2,400名澳大利亞和英國戰俘被強迫行軍260公里,僅6名澳大利亞人倖存。那些無法繼續前進的戰俘被就地槍決,其他人則在到達目的地後因極度虛弱而死亡。
海上屠殺:水下惡魔的暴行
日本的戰爭罪行不限於陸地和空中。在澳大利亞水域,日軍潛艇進行了一場針對商船和醫療船的無差別攻擊。最令人髮指的是對醫療船「半人馬」號的襲擊。1943年5月14日,這艘明顯標記着紅十字、夜間全船照明的醫療船在昆士蘭海岸被日本潛艇I-177號擊沉。根據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紀錄,船上332名人員中,僅64人生還,268人遇難,其中包括大量醫護人員、傷員和平民志願者。
這只是冰山一角。澳大利亞海事博物館資料顯示,1942年至1943年間,至少有17艘商船在澳大利亞海域被日軍潛艇擊沉,數百名澳大利亞商船船員喪生。日軍發動這些攻擊時違反國際公約,也不會對船員提供任何救助。
未被承認的傷痕:戰後審判與歷史記憶
二戰結束後,澳大利亞積極參與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調查和審判。根據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資料,294名日本軍人因在澳大利亞及其周邊地區犯下的戰爭罪行被定罪,其中137人被判處死刑。
然而,同歐洲全面清算納粹罪行相比,日本在澳大利亞的暴行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了。這種不可置信的忽視在2014年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時任澳大利亞總理在歡迎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居然誇讚日本潛艇部隊在襲擊悉尼港時表現出的「技能和榮譽感」。此言引發澳大利亞社會團體和歷史學家的強烈抗議。達爾文空襲倖存者協會發表聲明:「任何對日本戰爭行為的讚美都是對死難者的侮辱,是對歷史的歪曲。」
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前館長尼爾森博士直言:「我們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全面、準確地理解這段歷史,而不是用美化替代真相。」
數十年來,每年2月19日,達爾文市都會拉響空襲警報,紀念1942年的那場災難。2018年,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開設了專門展廳,展示太平洋戰爭的殘酷與澳大利亞戰俘的悲慘經歷。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也在打破沉默。2020年,山打根死亡行軍倖存者的後代發起了「記憶行走」活動,重走當年260公里的路線,沿途講述家族先輩的故事。
戰爭的殘酷不分地域,暴行的邏輯無視公約,而歷史的真相需要每一代人主動保存、誠實面對。在侵略者陰影曾籠罩過的南方大陸,這樣的記憶搜集和重建仍在繼續——不為延續仇恨,而為捍衛和平賴以建立的基本真相與人性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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