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臨 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
在全球貨幣政策進入深度調整期時,2026年2月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的最新決策,再次呈現出顯著的分化格局。歐洲央行連續第五次維持利率不變,英國央行同樣選擇按兵不動,日本央行的議息會議紀要繼續釋放偏鷹信號,而澳洲央行則在通脹壓力下宣布加息。
通脹來源不同 致政策分化
從整體來看,本輪全球央行政策分化的核心邏輯在於:通脹回落的節奏不同、經濟增長的韌性不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同、政策退出的起點不同。疫情後全球經濟的修復並不均衡,供應鏈調整、能源價格波動、地緣政治衝擊等因素,使各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來源各異。美國的通脹更多來自需求端,歐洲則受能源與供應鏈影響更大,日本則是長期通縮後的結構性變化,而澳洲則受到房地產與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正因如此,各國央行呈現出方向一致但節奏完全不同的政策路徑。
與以往貨幣周期相比,本輪分化具有明顯特殊性。一是疫情後的通脹衝擊具有供需疊加特徵,導致通脹回落的路徑更不穩定。二是各國在疫情期間實施的超寬鬆政策力度不同,退出的起點與節奏自然不一致。三是地緣政治風險顯著上升,使能源、糧食與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更頻繁,進一步加劇政策不確定性。四是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在加息周期中暴露得更明顯,部分國家的房地產市場、地方財政與銀行體系承壓,使央行在政策選擇上更加謹慎。
央行政策分化對匯率的影響最為直接。歐元、英鎊、日圓、澳洲元等主要貨幣的走勢,往往在政策公布後迅速反映市場預期。相對更鷹派或加息的央行,其貨幣通常階段性走強,而更早進入觀望或醞釀降息的經濟體,其貨幣則可能承壓。這種匯率層面的分化,會通過多個渠道向全球金融與實體經濟傳導。相對更鷹派或加息的央行,其貨幣通常階段性走強,而更早進入觀望或醞釀降息的經濟體,其貨幣則可能承壓。這種匯率層面的分化,會通過多個渠道向全球金融與實體經濟傳導。在跨境資金配置方面,利差與匯率預期共同決定資本流向。高利率、政策偏鷹的經濟體更容易吸引短期資本流入,而低利率或政策偏鴿的經濟體則可能面臨資本外流壓力。
全球利率分化可能為新興市場帶來更大的外部衝擊,尤其是在美元仍處於相對高位的背景下,部分國家可能面臨匯率貶值、外債償付壓力上升等風險。對國際貿易而言,匯率變化會改變出口與進口價格競爭力,進而影響訂單分布與產業鏈布局。一些貨幣走強的經濟體,可能面臨出口承壓、進口相對便宜的局面;而貨幣走弱的經濟體,則在出口上獲得一定價格優勢,但同時要承受輸入性通脹壓力。
在全球金融穩定層面,政策分化可能放大資產價格波動。利率差異會影響債券收益率曲線的形態,進而影響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結構。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與信用市場都可能因政策預期變化而出現劇烈調整。尤其是在高槓桿經濟體中,利率上行可能觸發信用事件,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
整體邁向分階段寬鬆
總的來說,全球主要央行大概率處在從維持高利率逐步向有條件、分階段寬鬆的過渡。通脹回落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是否出現明顯放緩、勞動力市場是否從緊平衡轉向溫和降溫,將是央行判斷是否轉向的關鍵指標。
潛在風險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通脹可能出現反覆,尤其是地緣衝突、能源與糧食價格波動可能引發新一輪成本衝擊,迫使央行延長高利率時間。二是若貨幣政策維持偏緊過久,可能觸發信用事件、房地產或地方融資平颱風險暴露,倒逼政策被動轉向。三是主要央行之間節奏差異過大,可能引發新一輪匯率與資本流動波動,增加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評論(0)
0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