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撰文】境外交流風波的本質叩問：在「護航」與「放手」之間，教育應如何定位？

近日，個別境外交流團發生學生違規事件，在網絡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迅速從單一的校園紀律個案，演變為一場針對學校行政、招標流程乃至教師專業操守的公眾審視。輿論鋒芒直指教育前線，這不僅是對涉事學校的挑戰，更觸及香港教育界一個必須直面的核心議題：在透明度極高的自媒體時代，我們應追求怎樣具建設性的監督？

從「他律」邁向「自律」：釐清教育邊界與家庭角色

本次事件始於學生在離群後的行為偏差。若僅從技術層面檢視，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已提供詳盡的操作框架，然而制度僅能築起安全的底線，而非人格的上限。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引導年輕人從被動的「受控」走向主動的「自省」。當學生在異域文化衝擊下出現越位行為，這反映的並非單純的監管漏洞，而是價值觀內化的結構性缺位。我們必須釐清一個邏輯盲點，學校是啟發潛能的場域，而非全天候的收容監控站。若輿論傾向將學生的自律失敗完全歸咎於校方的「防守不力」，這不僅是專業權責的錯位，更是在無形中削弱了價值教育在品德建構中的基石作用。

制度信任的重塑：程序公義不等同「利益輸送」

輿論中另一股值得警惕的暗流，是將交流活動與「利益輸送」輕易掛鉤的猜測。這種情緒化的質詢折射出社會對公共機構信任感的脆弱。事實上資助學校在採購境外教學服務時，必須經過招標、評審、集體決策等一系列嚴苛的程序，這套機制本身就是為了防範權力尋租。在法治社會，專業信譽應建立在「程序公義」之上。若對運作有實質質疑，理應透過制度內的機制尋求真相；然而若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動輒以懷疑論抹殺教育工作者的熱心，後果將是毀滅性的。這會導致「寒蟬效應」，令學校為求政治正確或規避輿論風險，不自覺地收縮教學邊界。最終失去開闊視野機會的，依然是我們的下一代。

在容錯中成長：不可替代的「行走課堂」

筆者深信「行走的課堂」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為真實的世界充滿了變數與誘惑。學生在異地犯錯，固然令人痛心，但教育的真諦往往就在於「挫折後的修復」。如果我們因為個別案例的瑕疵，而全盤否定交流活動對國民身份認同及全人發展的戰略價值，無疑是因噎廢食。今次事件的廣泛報導，對肇事學生而言是一次沉重的代價，對帶隊老師而言更是一份難以釋懷的壓力。然而教育的空間不應在輿論的聲討中閉塞。我們需要的是社會各界提供具備建設性的反饋，無論是行程優化的建議，還是風險預警的加強，而非單純的情緒發洩。

結語：回歸理性的共生關係

香港教育需要的，非更多的輿論對峙，而是理性的專業監督。讓我們共同維護一個容許反思與進步的空間，讓每一次的教育風波，都能轉化為優化制度、強化家校協作的正面能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紛擾的輿論中，守護住教育專業及初心。

撰文：一名長期推動跨境交流研學團的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