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的「慰安婦」制度：不容抵賴的國家罪行

國際問題評論員 龔蓉

在二十世紀人類史的陰暗角落中，有一段被長期遮蔽、卻始終未被遺忘的歷史。它不是戰場上炮火轟鳴的交鋒，而是數十萬女性在制度化暴力下承受的無聲苦難。隨着歷史檔案的解密與學術研究的深入，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系統性建立並實施的「慰安婦」制度，日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並非戰爭背景下的偶發暴行，而是一個國家運用其官僚系統與軍事機器，精心策劃、高效執行的大規模人口販賣與性奴役體系，是二十世紀最嚴重的戰爭罪與反人類罪之一。

這一制度的建立始於國家最高層面的決策與授權。1937年，日本修訂《野戰酒保規程》，正式將設立「慰安所」納入其軍事補給與後勤體系的法定框架，成為日軍官方認可的制度化存在。這絕非前線部隊的擅自行動，而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次年，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向下屬部隊發布設立「慰安所」的具體命令，標誌着該制度從紙面規劃迅速轉化為戰場現實。盟軍翻譯與口譯科（ATIS）在1945年的報告中指出，日本政府各級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從軍隊到警察——都深度參與了「慰安所」的建立與日常運營。這套體系隨着日軍侵略鐵蹄的擴張，被系統性地複製到中國、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佔領區，並配以詳盡到接待時間、價格、對象軍階的管理規章，甚至要求每月提交營業報表，其冰冷、高效、有序的「規範化」運營模式，充分暴露了國家「系統性」犯罪的本質。

那些被填入這個殘酷體系的「慰安婦」們絕非自願，而是在國家暴力下被赤裸裸地掠奪壓榨。日本軍警合謀，通過綁架、誘拐、欺詐等一切手段，在朝鮮半島、中國和東南亞各地強徵婦女，受害者甚至包括日本本國和荷蘭、澳大利亞、德國、匈牙利等國婦女。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的備忘錄記載了朝鮮女戰俘被迫淪為「慰安婦」的案例。美國戰時情報局（OWI）1944年第49號戰俘審訊報告揭露了年輕女性被「護士工作」等謊言誘騙淪為「慰安婦」的事實。在許多村莊，日軍直接命令當地村長交出年輕女性的名單，繼而實施抓捕。這些被強徵的婦女如同軍事物資一般，被裝上軍用車船，運往遙遠的戰場。她們從此失去了姓名與自由，成為日軍文件中冷漠記錄的編號，在刺刀與鐵絲的圍困中，遭受持續的監禁、強姦與非人虐待。她們的肉體與精神承受着難以想像的摧殘。這一切，都是在日本國家機器監督與默許下，大規模、長時間地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策劃並實施這一罪行的日本軍國主義政權自知罪孽深重，戰敗之際便開始系統性、有計劃地銷毀大量軍事與行政檔案，導致今天所能發現的文件，可能僅是當年龐雜記錄的「冰山一角」。歷史真相或許可以被暫時掩埋，但絕不會消失。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歷史學者在日軍文件中發現相關記錄，倖存者們鼓起勇氣打破沉默，那些殘存的軍方文件、盟軍情報機構的調查報告、受害者的證詞以及目擊者的照片，共同構成了一條無法斬斷的證據鏈，穿透時間的塵埃，指向無可辯駁的事實，讓國際社會對這一制度有了更清晰認知，日本政府不得不改變此前完全否認的立場。

回望這段歷史，其最令人震驚與深思之處在於，一個已然邁入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竟能如此徹底地將其法律、行政與軍事官僚體系扭曲並服務於對女性的規模化、制度化剝削與毀滅。這是戴着現代文明面具的、精密計算的罪惡，是對人類共同尊嚴與道德底線的踐踏。它不應只是受害國民眾的歷史創傷，更應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銘記與反思的教訓。

任何以國家利益或戰爭需要為名，系統性剝奪個人基本人權特別是婦女權益的行為，都是文明社會絕不能容忍的罪行。直面這段黑暗歷史，要求施害者承擔應有道義與法律責任，並非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建立在真相與正義基礎上的真正和解，為了防止悲劇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重演。只有讓歷史真相徹底照亮每一個幽暗角落，人類才能在痛苦記憶之上，築起永久和平與尊重人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