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看重「五對關係」

梁美芬教授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二○二六年元旦，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講話中提及「五對關係」，過往他亦曾指出治理哲學看重「五對關係」。這並非抽象的理論口號，而是源自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系統觀念。「五對關係」即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係，對立法會如何履職盡責、如何在「行政主導」與「愛國者治港」原則下提升議政質素尤為重要。

首先，全局與局部的關係，是立法會議政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視角。

立法會議員當然要回應市民關切、處理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但這些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無論是住房、醫療、交通，還是產業發展與公共財政安排，都同時嵌入香港整體發展方向、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國際競爭格局之中。若只見局部、不顧全局，容易陷入碎片化甚至情緒化的討論，既無助於問題解決，亦可能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議員的角色，必然高於地區層面的民意代言，更需要具備統籌全局、權衡利弊的能力。

其次，當前與長遠的關係，考驗的是議政者的戰略定力與責任意識。

解決當下問題固然重要，但若只着眼於短期紓困、即時回應，而忽略制度性、結構性的長遠影響，往往會為未來埋下更大的風險。行政長官提到，處理當前問題時必須同步思考長遠後果，甚至將短期與長期方案有機結合，這對立法會審議政策、修訂法例尤其關鍵。無論是財政運用、土地規劃，抑或公共服務改革，立法會若能以長遠發展為依歸，將更有助於提升政策的可持續性與社會整體福祉。

第三，宏觀與微觀的關係，是民生議題討論中最容易失衡的一環。

市民對政策細節的關注，往往集中在「一分一毫」的得失，這本身無可厚非；但立法會在議政過程中，不能只停留於個案與數字層面，而忽略政策對整體經濟結構、公共資源配置以及對外競爭力的影響。宏觀分析並非與民生對立，而是確保有限資源能夠用得其所，讓微觀改善得以長期維持。這正是辯證思維在公共政策中的具體體現。

第四，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係，直接影響治理效能。

香港社會問題交織複雜，若在議會中眉毛鬍子一把抓，往往事倍功半。行政長官指出，抓住主要矛盾，往往能帶動其他問題迎刃而解，這對立法會監督政府、提出建設性建議尤為重要。理性分辨輕重緩急，不僅是政策判斷的能力，更是對公共利益負責的表現。

最後，特殊與一般的關係，提醒我們既要正視香港的獨特實況，也不能忽略普遍適用的治理規律。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具有高度特殊性，但同時也面對全球城市普遍存在的結構性挑戰。「一國兩制」下，於法律制度、市場體系、對外聯繫等方面具有鮮明特殊性，但這些特殊性並不意味可以脫離一般性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律。例如，人口老化、公共醫療開支上升、勞動力結構轉變、樓宇老化帶來的安全風險，均是世界各地成熟城市普遍面對的共通問題，其背後反映的是相同的人口、財政與城市發展邏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處理這些問題時，既不能簡單照搬國家或外地制度，也不能以「香港情況特殊」作為拒絕改革或延誤決策的理由，而應在尊重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香港實際作出制度創新，在守正中推動改革，確保香港的治理體系既具本地特色，也符合現代城市長遠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正處於深化改革、全力發展的關鍵時期。立法會議員更應自覺把自身工作放在國家發展大局之中審視，準確處理好香港與國家、局部與全局、當前與長遠的關係。在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立法會不只是監督者及建議者，更是參與者和建設者，既要提升議政質素，推動制度完善，也要主動為國家所需、為香港所長貢獻力量，把香港的獨特優勢轉化為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成效，在融入國家發展進程中共享改革開放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