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系統重要性續提升 中資銀行需擔當更大責任

龐溟 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

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最新發布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名單，中國工商銀行從第二組升至第三組，成為首家進入該組別的中資銀行。筆者認為，這一變化向全球金融市場傳遞了三重信號。

首先，它標誌着中資銀行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系統重要性顯著提升，特別是中資大型銀行在全球金融生態中的樞紐地位進一步鞏固。G-SIBs評估不僅關注資產規模，更涵蓋跨境業務、複雜性、關聯度等綜合指標。工行升組直接反映其全球互聯性（如同業業務和跨境證券發行增長）和金融基礎設施參與度的深化，體現在對其跨境業務複雜度、市場聯通性與風險外溢度的前瞻評估上調，這既是國際市場對工行全球化經營的認可，也意味着中資銀行系統重要性與中國金融體系穩健性在國際市場中的認受度進一步提高。

環球競爭重心東移 誕新機遇

其次，工行升組發生在美國銀行升組、德意志銀行降組這一歐美銀行格局動態調整的背景下，凸顯了全球銀行業競爭重心向新興市場傾斜的趨勢。中資銀行憑藉「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國際化等機遇，正逐步縮小與歐美巨頭在全球化布局上的差距。另一方面，全球銀行競爭格局呈現銀行特別是高能級銀行分化與重塑的態勢：跨境聯通性更強、風險吸收能力更高、治理與合規更成熟的機構，獲得資本市場與監管體系的更高權重。這將推動批發融資、託管與結算、複雜衍生品和大型項目融資等領域的資源向頭部銀行集中，抬升行業准入門檻與運營標準。

加速重塑全球銀行業競爭格局

再次，這一變化可能加速重塑全球銀行業競爭格局。工行升組，並非是對單純基於規模的外延式擴張模式的肯定，而是對有關銀行在跨市場清算、同業網絡、資產負債結構與產品線多樣性等眾多綜合指標和內涵式擴張、精細化擴張模式的認可。工行升組後，需滿足更嚴格的資本要求（附加資本緩衝提升）和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等標準。這將推動其進一步提升風險管理與國際合規能力，在資本、風控、資產負債結構、服務模式等方面轉型，同時將資本成本嵌入業務決策，做好業務轉型擴張與風險防控的平衡。

經營模式轉向「質量與效率驅動」

工行的升組，將為其他中資大型銀行設立可觀察、可學習、可借鑑的標杆，形成顯著的示範效應與競爭壓力，促使其他重要銀行等進一步對標全球大型銀行的經營、治理與風控，推動全行業在資本規劃、TLAC達標、流動性儲備與處置預案方面加速完善，縮小與國際同業在方法論與工具層面的差距，同時激勵主要銀行的經營模式從「規模驅動」轉向「質量與效率驅動」，促進資產結構優化、客戶分層運營與交易型能力建設等方面的工作。

將從「跟跑」晉升為「並跑」

在全球化經營上，中資銀行在分行治理、同業合作與結算網絡的深度與韌性，以及在全球銀行系統中的活躍度，有望不斷提升。在監管協同的要求下，國內D-SIBs（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標準也可能加快國際接軌，激勵國內銀行從規模競爭加速轉向質量競爭和資本約束型發展。總體看，這將推動中國銀行業加速向國際一流的經營、治理與風控範式靠攏，助推中國銀行業從「跟跑」進化為「並跑」，為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健性作出貢獻。

話語權與責任同步增 迎四大挑戰

不過，筆者認為，中資銀行全球話語權的上行，意味着在監管協同、跨境風險防控、治理與合規等方面的責任與壓力同步上升，需妥善應對。

首先，需適應多司法區域、跨監管框架的合規體系，同步滿足資本、槓桿、流動性與可處置性等各方面更嚴格的標準，並處理監管差異帶來的操作複雜度與合規成本。

其次，在地緣政治與匯率波動背景下，跨市場風險可能傳導更快，需強化壓力測試的場景化與聯動性，提升對極端事件的吸收與隔離能力。此外，中資銀行非人民幣資產佔比偏低使其易受單一匯率波動影響，需有效防範和對沖風險。

再次，分支機構治理與數據跨境流動合規要求趨嚴，必須在集團層面對數據安全、風控模型與審計追蹤等方面建立統一標準，完善協同機制與做好人才儲備。

最後，制裁、反洗錢與制裁規避風險的疊加，對客戶盡職審查與交易篩查的提出了更為精細化、專業化的要求。與此同時，中資銀行還要適時主動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秩序重構和國際規則制定（如參與優化FSB評估框架），實質性提升話語權和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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