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碼】故宮博物院的三位創始人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1925年10月10日，昔日戒備森嚴的紫禁城，第一次向普通民眾敞開了朱紅的大門。這一天，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一個屬於皇家的禁地，自此成為了全民族的文化殿堂。這一劃時代的轉變，並非水到渠成，而是在北洋政局的動盪中，由一群文化精英以非凡的勇氣和奮力堅守搏來的。回望百年前那段歲月，有三個名字值得我們在100年後的今天去銘記：李煜瀛、易培基與馬衡。

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並沒有「院長」一職，最高負責人稱為「理事長」。而首任理事長，便是李煜瀛也叫李石曾。

他接手的是一個巨大的「燙手山芋」。當時，社會上面臨的最大壓力與質疑是：「這座輝煌的宮殿及其裏面的無數珍寶，究竟屬於誰？」來自社會各界的輿論壓力，以及政界人士態度曖昧的游離，都讓博物院的籌建工作舉步維艱。然而，正是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李煜瀛帶領團隊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迅速推進了規章制度的制定、文物的清點與整理，最終確保了故宮的如期開放，其效率與魄力，至今思之，仍讓人敬佩不已。

這一切的成就，若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觀之，則更顯其不易。熟讀北洋政府歷史的人都知道一個詞——「轉圈的宮燈」，這個詞形象地描繪了那時政局的變幻莫測：軍閥混戰、派系傾軋，政府首腦如走馬燈般頻繁更換。在這樣一個缺乏穩定政策支持的環境裏，完成如此龐大的文化工程，其難度可想而知。李煜瀛之所以能成功運籌，關鍵在於他複雜的身份背景：他既是同盟會的革命元老，又是前清重臣之子（其父為同治帝師李鴻藻），同時還是北方文壇與藝術界的領袖。這種跨越政、學、遺老各界的獨特身份，為他提供了寶貴的人脈與騰挪空間，讓他能在各派勢力的夾縫中，為故宮博物院的誕生找到一線生機。

當理事會的使命初步完成，故宮博物院需要一位正式的院長時，李煜瀛將目光投向了他的好朋友、好兄弟——易培基。

易培基本身是一位學者，但他並非埋首書齋的單純學究。他更是一位熱血革命者，曾是孫中山先生非常信任的同事與晚輩，代表過孫中山與北洋政府談判，甚至在國民政府早期入閣任職教育總長，李煜瀛十分看好他，在他的支持下，易培基通過國民政府任命，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名義上的第一任院長。

然而，這位正史記載的首任院長，命運卻充滿悲劇色彩。他身上強烈的革命情懷，使他無法對時局袖手旁觀。當時北洋政府的腐敗與倒行逆施，激起了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易培基也毅然走上街頭，參與遊行。此舉導致他遭到通緝，從一個故宮博物院的院長，變成了流亡上海的通緝犯。

可以想像，一個龐大的故宮博物院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亟需主心骨，而它的院長卻不得不遠走他鄉，不敢在北京露面。這無疑是故宮早期歷史中一次沉重的打擊。院長的長期缺位，也讓院內的日常管理與長遠發展，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陰影。

就在院長易培基流亡、管理層出現權力真空的關鍵時刻，一個人物走到了台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就是馬衡先生。

對於今天的年輕人，馬衡的名字或許有些陌生，但他是新中國成立後官方任命的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其學術與人格魅力可見一斑。馬衡的背景十分特殊，他的岳父是當年的上海首富，家資巨萬。這使得他無需為生計奔波，能將全部精力投入所熱愛的金石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中。他不僅是收藏大家，更是頂尖的鑒定專家與研究學者，在學術界聲望卓著。正因如此，他被易培基看中，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創建時的第一批核心管理者。當易培基出走，群龍無首之際，具體而繁重的館務——從文物的繼續清點到日常的運營管理——便落在了馬衡的肩上。他沉穩的學者風範和卓越的管理能力，在動盪的時局中為故宮提供了一份難得的穩定。此後，圍繞着誰來正式接替易培基的職位，院內不免發生了一些人事上的紛爭與博弈，而馬衡，始終是這其中至關重要的角色。

歷史的煙雲已然散去，但先驅者不應被遺忘。李煜瀛的運籌帷幄，易培基的悲情開拓，馬衡的穩守傳承，共同書寫了故宮博物院最早的創院歷程。

在那個「宮燈」飛轉、前途未卜的時代，他們以文化守護者的自覺，頂住壓力，化解紛爭，成功地將一座封建皇權的象徵，轉型為屬於全體國民的文化寶庫。他們奠定的，不僅僅是文物保管、研究與傳播的制度基礎，更是一種「文化為公」「守護文脈」的精神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