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 九三大閱兵】《南京照相館》豐富抗戰電影人物拼圖 編劇張珂：影像之殤，或甚於槍炮

當日寇鐵蹄踏破南京城牆時，侵略者手中照相機按下的快門聲，並不亞於槍炮轟炸給南京人、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他們精心炮製的『中日親善』虛假圖景如若得逞，在那個信息傳遞渠道極為有限的時代，對殘酷真相的遮蔽效果，不輸給兩顆原子彈的威力。」電影《南京照相館》編劇張珂，在影片於香港上映之際，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直言：「電影透過一家照相館裏發生的真相與虛假信息的爭奪戰，正是我們冀望能以小見大的方式，讓更多觀眾得知，這場反人類的系統性屠殺，絕非偶發事件或戰爭附帶傷害。」●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電影《南京照相館》以罕有的影像視角，切入抗日戰爭中一段最慘烈的歷史場景，顯露出媒介被操控的雙面性：攝影既能定格歷史瞬間，也能被施暴者用來編造謊言。張珂告訴記者，照片與現代人的生活密切相關，「選擇用照片作為切入口， 不只拉近了與年輕觀眾的距離，也讓他們對發生在88年前反人性的邪惡戰爭，有了更直觀的認知。」他在影片中設置的兩個橋段，也如願獲得了觀眾認可。「影片中，照相館裏老金拉動背景幕布，呈現出祖國各地的大好河山，以及膠卷中出現的普通南京人，之所以能得到觀眾的高度評價，我想，這是情感上的直觀代入、心靈上的同頻共振。」

背後對歷史話語權的爭奪

目前，《南京照相館》上映已逾月餘，除在內地熱映外，也已同步登陸海外影院與觀眾見面。面對登陸香港銀幕的「挑戰」，編劇張珂信心飽滿：香港觀眾國際化程度高，歷史觀與價值觀也更為多元，但影片要傳遞的信息及相對通俗的敘事方式，足夠讓即使缺乏深厚中國歷史背景的普通觀眾，也能看懂故事、理解情感，並為之動容。

「一部好的歷史電影或許就像一顆種子，會在觀眾心裏慢慢生根發芽。」張珂說︰「如今影片收穫的諸多正向反饋，包括海外觀眾觀影後流露出的震驚，以及他們對這段未知歷史的迷茫與探尋慾——都印證了作品的意義所在。」而回溯創作起點，張珂坦言，團隊確立的第一個重要命題，便是「對歷史真相的追尋」。

「抗戰勝利80周年，我們仍在為還原歷史真相而努力，侵略者當年犯下的戰爭罪行，至今未能得到全方位的清算。」正因如此，在《南京照相館》籌備階段，主創團隊曾無數次自問：面對南京大屠殺這樣沉重且特殊的歷史事件，電影究竟該以怎樣的姿態構建敘事，才能既尊重歷史，又能真正觸動人心？

在家國黨政歷史題材創作領域，張珂早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過去6年裏，他先後參與創作了7部家國題材電影，從《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革命者》，到《志願軍》三部曲，再到如今的《南京照相館》，「這種創作選擇，既源於我個人的知識結構，更關乎我堅定的個人立場。」張珂毫不諱言，當下日本右翼勢力不斷篡改二戰歷史敘事的行徑，讓他更加意識到電影人絕不能置身事外，「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到歷史話語權的爭奪戰中，揭示不容篡改的真相。」

影片靈魂是創作者的立場與價值觀

將「照相館」作為影片的敘事樞紐，張珂認為，此次較好探索了中國戰爭片的新範式——群像模型。具體而言，影片以「求生—抗爭—反擊」為脈絡構建起類型框架，展現戰爭陰影下的人性微光。但在他看來，僅完成敘事結構的「塑型」遠遠不夠。當一部電影肩負着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使命時，主創團隊必須直面一個核心命題：何為這部電影的靈魂？

如今張珂愈加確信，影片靈魂在於創作者的立場與價值觀。在《南京照相館》中，主創團隊毫不含糊地對88年前的南京暴行給出了清晰定義：這是一場反人類的系統性屠殺，絕非偶然發生的衝突，更不是所謂的「戰爭附帶傷害」。同時，影片也毫不避諱地揭露了侵華日軍所信奉的軍國主義本質——那是一種漠視生命、踐踏人權的反人性邪惡思想。

張珂的這份堅定，源於對現實的深刻憂慮。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略歷史的行徑從未停止，「他們篡改歷史教科書，質疑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將殘忍的屠殺詭辯為『戰爭附帶傷害』，這些顛倒黑白的論調，一直在侵蝕着大眾對歷史的正確認知。」

作為一名有責任感的創作者，張珂認為《南京照相館》的受眾絕不能局限於內地，更要直抵世界。他注意到，當下不少海外觀眾在接受採訪或在社交平台分享感受時坦言，此前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對二戰期間中國戰場所承受的深重苦難更是全然茫然。這讓他更加確信，向世界講述這段歷史，是中國電影人的責任。

講真實、立體、有溫度的中國故事

「我們需要的，是立場鮮明、直擊人心的歷史電影。」張珂的這份歷史情懷，與家庭環境有着深厚的淵源，他的父親是一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教授，自幼便讓他接觸到大量近現代史的一手資料，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視野。

「早在1894年甲午戰爭時期，清朝軍隊與日本軍隊之間，就已經存在着明顯的代際鴻溝。」張珂回憶，與父親研討歷史細節時，他便窺見了戰爭的「雙重性」，「戰爭從來都不只有真槍實彈的沙場交鋒，更有一場看不見硝煙的認知暗戰。」讓他震撼的是，甲午戰爭時期，當時中國羸弱的國力與滯後的社會變革造成民眾對戰爭懵然無知；而反觀日軍，彼時已經建立起完善的隨軍宣傳體系，不僅派遣記者、攝影記者記錄「戰績」，甚至邀請畫家繪製戰地浮世繪，在日本國內廣泛傳播，以此煽動民眾的戰爭熱情。

「直到現在，我仍會為一個多世紀前的細節感到心驚——當時日軍就已經懂得邀請西方記者『觀戰』，在國際輿論場中精心塑造自己『親善』『正義』的勝利者形象。」張珂指出，從史料中可以明確看出，1894年的日軍已形成初步的認知戰略；到全面侵華時期，更是系統化組建了所謂的「筆部隊」，拋出「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假理論，將赤裸裸的侵略包裝成反抗西方殖民的「正義敘事」。這套極具蠱惑性的話語，再配合經過刻意篩選的戰地影像，最終在日本國內煽動起舉國上下的戰爭狂熱。

基於對國際戰爭片創作的觀察，張珂坦言，中國影視創作者仍需積極探索中國戰爭片的新路徑。「這條路需要3個核心支撐：一是植根本土價值觀的藝術表達，讓故事有『中國魂』；二是強化類型化的視聽敘事，讓歷史故事更具感染力；三是淬煉寫意留白的東方美學，讓影像既有力量，又有溫度。」作為一名深耕家國題材的中青年創作者，張珂表示︰「我渴望在未來的創作中，將更多真實、立體、有溫度的中國故事呈現給世界，讓世界通過影像，讀懂中國的歷史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