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副主任黃衡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學者，在港城大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見證了香港科研從區域性探索到參與國家級、世界級合作的歷程。過去業內流傳「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黃衡指出，當時很多人認為在香港做科研沒前途，社會由服務業和金融業主導傾向搵快錢，而科研需要投入人力、時間、設備和資金，未有足夠孕育空間。不過，隨着全球經濟格局變化，更多頂尖企業以科研為核心競爭力，而深圳花了20年轉型為創新科技城市的例子，也啟發香港重新審視創科的潛力。

黃衡認為，香港擁有5所全球百強大學，創科成果更可通過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現產業化，「香港研發、內地擴張」的模式正彰顯協同效應。香港僅有超過700萬人口，而全國人口高達14億，市場規模自然推動技術迭代更快，凸顯深化兩地合作的重要性，若能做到香港主導技術創新，結合內地產業化優勢，便有望實現全球領先。

陳志豪則提到，香港尤其擅長將外國技術本土化並降低成本，如八達通雖源自澳洲技術，卻在香港發揚光大，成為全球首個城市電子支付系統，甚至推廣至德國、日本等地，體現香港在技術改良與市場化應用的獨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