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無論是創科轉型、產業升級，還是參與國家區域戰略，唯有結合理論與實踐，才能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提供更穩固的政策基礎與方向。香港除了保持對西方經濟學的吸收與運用，更應主動參照內地的經濟實踐與制度邏輯，思考如何在「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中找到定位與突破。

7月10日，國家商務部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有關中國「產能過剩」的指責作出有力回應。商務部發言人指出，衡量是否存在產能過剩，不能簡單以產量和出口量為標準，否則，歐洲多年來大量出口飛機和汽車，這豈非早就在輸出過剩產能？中國新能源產業從全球視角和中長期看並不存在「產能過剩」，反而有「產能缺口」。歐方指責毫無道理。中方一直在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努力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中國的綠色產品非但沒有衝擊歐盟市場，反而助力歐盟綠色轉型，令歐盟產業和消費者受益。因此，過剩的不是中國的產能，恐怕是歐方因為長期研發投入不足、產業競爭力下降而引發的過度焦慮。

中國情況不應套用西方理論

筆者認為，這番回應不只是一次政策層面的澄清，更直接揭露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在解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時的盲區。西方堅持使用其自身的理論框架評判中國，卻忽視了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制度模式以及政策邏輯，這種「理論套用」往往導致誤解甚至誤判。

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強調「供需平衡」與「消費驅動」，認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應維持生產與消費的同步增長，政府應盡量減少干預。在這一邏輯下，超前投資常被視為資源錯配，產能擴張則被解讀為無效增長。然而，這套理論在中國的環境下屢屢失靈。中國的經濟增長路徑，是典型的「生產超前型」——透過預先構建產業能力，再帶動消費升級和技術進步。

對此，中國的發展邏輯有着更為通俗的表達方式。西方的經濟理念是「10個人吃飯，就煮10個人的米飯」，而中國的方式則是「煮了20個人的米飯」。西方便質疑中國供需不平衡，中國回應：「難道你們不知道『隔夜飯』？」更進一步，中國還用「隔夜飯」做出了「揚州炒飯」，不僅賣得更貴，還更受歡迎。例如，深圳曾是低端製造的集中地，密布着玩具工廠，這些可視作「隔夜飯」；但隨着技術升級與創新提質，像大疆這樣的企業製造的無人機，已成為高附加值的「揚州炒飯」。

諷刺的是，西方自身也在悄然背離他們長期倡導的自由市場原則，美國近期推出的「大而美」法案正是典型例證，該法案透過高額財政補貼和政策引導，意在重塑本國製造業競爭力。這一做法引發了中外經濟學界的廣泛討論。

一些機構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認為，這種政策是應對市場失靈的「良藥」，可以在短期內推動經濟增長、強化產業鏈安全。然而，另一些學者則從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角度出發，批評該法案違背自由市場原則，認為政府大規模干預會扭曲價格訊號、引發資源誤配與尋租行為，甚至可能帶來長期的財政負擔和削弱創新能力。簡而言之，凱恩斯主義認為「大而美」法案「或許是藥」，奧地利學派則視其為「病根」。

這場圍繞「大而美」法案的理論爭論，恰恰顯示出西方自身對經濟治理模式的分歧，也進一步說明西方經濟學理論並非鐵律，甚至在面對自身國家政策實踐時都難以達成共識。那麼，為何這套尚未在西方達成統一的理論，反而被用來評價中國的發展路徑，並試圖作為全球標準加以推廣？

事實上，中國學界對於「大而美」法案的看法也呈現多元。一些學者認為，美國此舉說明大國競爭已進入政策博弈階段，中國應從中汲取經驗，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也有觀點指出，該法案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角色正在被重新界定，單靠市場機制已難以解決核心技術與產業安全的問題，中國政府的長期規劃與主動干預反而更具前瞻性和穩定性。

構建中國自身發展理論體系

從更深層來看，西方頻繁渲染「中國消費不足」、「政府過度干預」、「產能過剩」等論調，實質上是一種話語戰。美國不斷上調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游說盟友「去中國化」，目的並不僅是經濟利益，更是敘事主導。在他們看來，削弱中國經濟的國際信心、製造外資逃離的預期，比單純關稅手段更有效。這種「話語武器化」的做法，正在破壞全球合作的基本信任，也暴露出西方對中國崛起的結構性焦慮。

過去，西方經濟理論之所以被奉為圭臬，是因為他們曾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全球話語權。但在今天，中國不僅擁有龐大市場和完整產業鏈，更擁有不斷增強的理論自覺和制度自信。中國完全可以且必須構建一套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理論體系，不再被西方經濟學「指導發展」，而是從自身經驗中總結出具有解釋力與指導力的話語框架。

從「隔夜飯」到「揚州炒飯」，中國經濟的成長並非偶然，也非偏離正道，而是一種適合自身國情的路徑選擇。它不僅是對西方理論的現實回應，更是對未來發展模式的理論探索。中國的發展不需要照搬照抄西方經驗，而應堅定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參照內地實踐邏輯 找到香港發展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為中西交匯之地，不少經濟學者長期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對西方理論有深刻理解，這既是優勢也是挑戰。未來在理解與研究內地經濟情況時，一方面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經濟學框架來解釋中國經濟現象，否則容易產生誤判；另一方面，更應善用香港的橋樑角色，把對內地經濟特殊模式的理解轉化為理論敘述，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經濟奇跡的故事。這不僅有助於豐富全球經濟學理論體系，也使香港在國際學術與政策對話中發揮更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同樣地，香港自身的經濟發展，在面對當前全球格局變化及與內地深度融合的新階段，也需要重新審視所依賴的分析工具與理論框架。僅靠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如今已難以為香港經濟重新騰飛提供足夠支撐。事實上，許多長期奉行西方經濟學處方的美西方國家，當下自身經濟也陷入高通脹、低增長、債務高企與社會分化的困局，說明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香港必須擺脫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路徑依賴，爭取發展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