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鵬 中華司法研究會理事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爭端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從貿易摩擦到領土爭議，從網絡安全到氣候變化，全球治理面臨諸多挑戰。然而，現行國際爭端解決體系卻存在明顯的制度供給不公和不足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牽頭與多國籌建的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落戶，不僅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全新平台，更彰顯了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智慧與擔當。這一重大舉措，既是對國際社會迫切需求的積極回應，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智慧與現代國際法治理念的完美結合。

推行公平創新的爭端解決機制

當前國際法律體系中的爭端解決機制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受到長期奉行單邊主義的美國的破壞。例如在2025年2月，美國政府宣布將對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實施「切實而嚴厲」的制裁，粗暴干預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自2019年12月至今，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因美國數十次單方面阻撓遴選新法官而陷入癱瘓，導致大量國際貿易爭端積壓無法處理；在2016年，美西方與菲律賓組建因案而設、案終而散的臨時仲裁班子，炮製了所謂的「南海仲裁案」，並通過西方媒體誤導國際社會為「聯合國背景的仲裁庭作出裁決」。這些事件暴露出當前國際爭端解決法律機制存在的諸多問題與漏洞，亟需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新制度加以完善。

除了政治原因，在爭議解決的技術層面，無論訴訟還是仲裁，都是對抗性激烈且成本高昂的爭議解決途徑，不利於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相較之下，調解（調停）作為《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優先方法，擁有友好、靈活、便捷和高效等優勢。國際調解院作為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恰逢其時地填補了這一制度空白，也是對《聯合國憲章》所倡導的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的具體落實，豐富了聯合國框架下的爭端解決工具箱。同時，國際調解院的設立也充分回應了世界多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更加公平、高效的爭端解決機制的迫切需求，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

國際調解院帶來的制度創新意義，不僅在於技術層面的改進，更在於理念層面的突破。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和運作秉持「和解合作和諧」、「公平公正公道」、「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每個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都可以自願參與、平等決策、共同受益。這種新型的治理模式與美西方國家奉行的「俱樂部式」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代表了以公平正義為理念的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方向。

善用中華文化根基與香港制度優勢

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設總部絕非偶然。首先，國際調解院的制度設計深植於中華文明的「和合」治理智慧。從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愛非攻」，「和為貴」的協商性糾紛解決理念貫穿中國法律文明史。調解文化基因在當代中國社會治理中更是得到了創造性轉化，大量的社會糾紛通過多種調解機制得到化解，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為中國的高速發展創造有利環境。第二，香港作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充分展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例如，香港法律體系既保留了普通法傳統，又能通過區際司法協助與內地法律秩序銜接，相當大一部分香港律師具有處理跨境爭議的經驗。特別是近年大灣區法律服務業的融合發展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優勢，「大灣區律師」資格考試制度實施以來，已有數百名港澳律師獲得內地律師執業資格。這部分港澳律師既精通普通法環境的規則，又了解內地司法實踐，能夠在跨境調解中發揮獨特作用。此外，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設立也為香港法律界帶來重大發展機遇，將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也為「一國兩制」實踐注入新的活力。

大國擔當與全球治理的新實踐

國際調解院的設立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里程碑式實踐。與美國奉行單邊主義、頻繁「退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堅定維護踐行多邊主義，已經加入幾乎所有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超過600項國際公約及修正案，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和維和行動主要參與國，積極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中國牽頭成立國際調解院也是中國維護踐行多邊主義、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治化、倡導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紛止爭的重要體現。實踐證明，中國踐行多邊主義理念正在獲得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一開始已達33個，涵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等，相信未來國際調解院的成員國規模會進一步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主體樂意把爭議提交國際調解院進行調解。

我們還需要看到，中國牽頭設立國際調解院的深遠影響將超越爭端解決本身。從制度層面看，它開創了發展中國家主導國際規則制定的先例，完善國際規則體系，打破了西方在國際法領域的話語壟斷。從文化層面看，國際調解院推動了中國傳統「和合」文化的現代化表達，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東方智慧。從實踐層面看，國際調解院探索了跨境爭議解決的新模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制度支點。以建立國際調解院為序幕，中國和一眾創始成員國將不懈努力共同推動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朝着更加友善、公平、合理、高效的方向發展。

歷史將證明，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不僅是一次制度創新，更是一種文明對話，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歷史自覺——不是要取代現有國際秩序，而是推動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共贏取代零和的治理智慧，正是國際社會最需要的公共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