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本書，寫一座城——讀吳亞丁長篇小說《無法抵達》

文／李傳宜

乍看吳亞丁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無法抵達》的書名，貌似「標題黨」手筆。作者用一個極具隱喻傾向的書名，統領故事全貌，極富挑戰，卻意味無窮。作為首批讀者，筆者十分榮幸，搶先體驗了這種驚險與刺激。

出版方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對《無法抵達》的推介詞是：「『以寫深圳為己任』的深圳作家吳亞丁創作的又一部以深圳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小說以兩位大齡青年的連戀愛都談不上的交往過程為主線，展示了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不同際遇與命運。男主人翁歐冶與女主人翁周憐幽，看似有在起點上「公平」，都是從內地來深的移民，都經歷不幸的童年，都曾在暗流中浮沉，都對故鄉有着說不出的複雜情感，都義無反顧扎根深圳，然而，對待人生和生活的態度，以及各種機緣巧合，讓兩個人漸行漸遠。書名《無法抵達》可以說是一個暗喻。首先是物質上一個隨波逐流、得過且過，一個不斷拚搏、積累，最終在財富上形成鴻溝。其次是精神層面，男主人翁看似有着體面的工作，但他故作瀟灑、遊戲人生的散漫態度，決定了他將一副好牌打得稀爛。反觀女主人翁，在獲得財富自由後，更注重價值觀和精神生活的修鍊。最終達到讓男主人翁只能望其項背的境界。小說看似在寫情感故事，實則在寫深圳這座充滿機會的城市中，不同人生態度的不同的人物命運。」

上述推介詞應該是作者和出版方共同認可的。筆者的初讀體驗也基本如此，但再讀，方覺饒有深意，令人沉思，給人一種憂傷的美，類似高爾基所說的閱讀契訶夫的小說而感覺自己像是置身於一個憂鬱的秋日。這種感覺，大概是因為小說完成了美學意義上「從個別到一般」、「從故事到藝術」的跨躍。

城與人：城市群像

故事發生地，深圳。這座城市擁有眾多榮譽稱號：奇跡之城、夢想之城、移民之城、科技之城、志願者之城、設計之都……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當然，坊間也有一些聽起來不太順耳的稱號，如孤獨之城、冷漠之城。不可否認，每一個稱號都是城市的某個側面。「來了就是深圳人」與「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構成了矛盾統一體。

上世紀90年代熱播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有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帶他去紐約，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帶他去紐約，那裏是地獄。」北京人去了紐約，而大量廣東、江西、湖南、湖北人乃至五湖四海的人士來了深圳。為何而來，有故事；來了之後，更有故事。「都市文學，既要記錄社會歷史變遷和城市發展變化，更要呈現出時代變革和城市化進程中人們的生存現狀和精神面貌，呈現出人內心的波瀾激蕩和委婉曲折」（韓傳喜《城市文學：寫出城市的精氣神》，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10月22日）。而如何書寫出獨屬於深圳的精神特質與文化氣質，《無法抵達》的作者下了一番功夫，為讀者勾勒了一副以男女主人翁為中心，獨具深圳氣質的城市群像。

首先是男女主人翁的設定，既具有城市現代進程的普遍特徵，又具有某些深圳標識。如，男女主人翁起點上相對「公平」，都是從內地來深的移民，曾在暗流中浮沉，對故鄉有着說不出的複雜情感，義無反顧扎根深圳。而兩位主人翁的不幸童年，一方是父母車禍遇難，一方父母離婚失聯。從面上看，男女主人翁的確是缺少了來自傳統家庭的關愛支持，但作者用這種近似冷酷的方式，斬斷他們與傳統農耕文明的聯繫，無牽無掛，輕裝上陣，迎接現代工業文明，同時也將獨自闖深圳的孤勇和決絕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或許正是當年不少毅然決然來深者的真實寫照。但僅此而已，還不夠深圳。與北、上、廣等城市從近代以降逐步和緩的城市化進程不同，深圳的城市化進程快速而劇烈，從傳統意義上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十分迅速，巨大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讓人與人之間的鏈接快捷、易變、簡單。作者巧妙地給兩人各自安排了一位嚮導：女主人翁周憐幽的貴人黃姐，男主人翁歐冶的領導青瀾姐。她們類似風箏的引線，讓漂泊不定的都市男女隱約和這種座市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也大致反映了不少人初到深圳時的情景，背井離鄉，投奔親戚、同村老鄉或是同學朋友，或多或少總會尋找一些基於血緣、地緣或業緣的歸屬感。

除了對男女主人翁的塑造，作者連他們周邊的城市群像，及「房地產黃金十年」等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現象，都栩栩如生展現出來。女主人翁周憐幽這邊，首當其衝是黃姐（或稱黃阿姨），這位周憐幽幫助過後來又被幫助的人，既是周的貴人，也是城市裏的忙人，都市職業女性的代表。周憐幽用自己的單純和善良感動了黃姐，並在黃姐的鼓勵幫助和勸告敦促下，買房，一套、兩套、三套……一發不可收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最終，她通過買房，不斷積累，實現了財富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講，黃姐對於女主人翁周憐幽來講是時代和機遇的象徵。伴隨周憐幽左右的荷慧，一位精明能幹、充滿個性和追求的女人，嫁給了一位廣東男人，依然不安於相夫教子，期待命運眷顧——這大概是周憐幽在遇到黃姐前的生存狀態，也是大多數平凡人的狀態。包括男主人翁歐冶，「偶爾，他也會試着去總結一些經驗和教訓，由於能力所限，總是淺嘗輒止。」而周憐幽公司的一群女員工，「這些姑娘注定無法踏上返家的路途。她們遠離家鄉來到深圳，需要在這裏吃苦、打拚、奮鬥，需要在這裏尋找到唯一的屬於自己的路。」男主人翁歐冶所在報社的領導青瀾姐，和黃姐一樣，是位大忙人，同樣也是熱心人。歐冶的同事陳有禮則是獵艷高手、享樂主義的代表。

城市特質因人而不同，作者以點帶面，圍繞男女兩位主人翁勾勒了一幅奮鬥與享樂、樂觀與悲觀、奉獻和投機相互交織、彼此共存的城市人物群像。無論是將「人」移植進城市，還是從城市內部發現「人」，本書無疑「觸摸到了城市的溫度，寫出了城市的肌理，呈現了人與城的內在契合和獨特關聯」（盧楨《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文學的現代化敘事》，《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第81頁）。

物與靈：命運之問

「大城市容不下肉身，小城市放不了靈魂」。如果說世俗慾望是人們闖蕩城市最初的出發點和目標，那麼敢於冒險、拚搏的進取型精神，就是他們與城市文化同向而行並邁向個人成功的階梯。何謂成功？在深圳經濟特區，流行詞是「搞錢」，特別是「搞錢女孩」，文中人物對成功的指代物就是一套又一套的房產。

如果從物質財富層面看，相較於擁有多套房產實現財富自由的女主人翁周憐幽而言，蝸居租房並時不時要搬家的男主人翁歐冶無疑是仰慕者、質疑者和失敗者，並且這些時不時會觸碰他敏感的心。如，他在小茶館聽到荷慧恭維周憐幽的話「這話實在。不過呢，話說回來，現在誰不知道，對於您來說錢已不是問題了」，彷彿被電了一下，浮想聯翩，情不自禁講出「錢嘛，多少不要緊，能養活自己就好」。再如，被周憐幽帶到名為蘇州小院的別墅，歐冶吞吞吐吐講出心中所想：「這……這是你的房子？」又驚訝地問：「你怎麼會這麼有錢呢？」並不滿周憐幽「所有人都知道的，買房子都需要貸款的呀。靠貸款買房的人，哪能有什麼錢財呢」的解釋，甚至有些攻擊意味地反問：「沒錢？沒錢為什麼還能這麼任性？」從蘇州小院到浪人灣府邸，他的疑惑不斷加深：「這周憐幽到底是什麼人呢？在他原來的認識裏，周憐幽不過一個普通女人而已，她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房子！」最後到了凱風自南（女主的另一豪宅），歐冶徹底敗下陣來。他突然想起以前送她回家的場景，她不是一直住在深圳大劇院附近的高樓大廈裏嗎？關於住宿，他只聽說過狡兔三窟。那是當初他與陳有禮彼此開對方玩笑的話。沒有想到，現在卻應驗在周憐幽身上，她才是真正的狡兔三窟呢。這個女人為什麼這麼有錢，成為他揮之不去的謎團。而在周憐幽的內心深處，最初購買的只曾接待過黃姐一人的小公寓，才是她肉與靈的真正歸宿。

從精神層面來看，男主人翁歐冶相較於女主人翁周憐幽，同樣是失敗者。童年悲慘的周憐幽沒有自怨自艾、放棄希望，她由為生活所迫，從海南輾轉到深圳，再到奔波於各種打工生活，從未放棄學習，並且深受外公影響，對中華傳統文化十分熱愛。讀書、寫字、作畫，甚至想再去體驗大學生活，都是其精神追求的真實寫照，讀來令人尊敬。反觀歐冶的前半段，憑藉一股闖勁來南方，奮發鑽研，終於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很快，沉迷於繁華都市的聲色犬馬之中不能自拔——兩相比較，高下立判。

如果就此打住，未嘗不可。但作者志趣遠大、雄心勃勃，「我想看看，在一個金錢社會裏，高大威猛、所向披靡、『無所不能』的錢，如何敗給渴望，敗給想像，敗給現實」。無疑，這種深刻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人們追逐夢想的努力和焦慮，切中了時代的要害。就如作者自述寫這本書的最初靈感與念頭：「多年前，有兩位女士慕名而來，約我茶敘。當時我是一家雜誌社的主編。兩位女士皆為衣冠整潔，態度優雅之人。其中一位是中學老師。她的朋友介紹說，你別看她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師，她可富裕了，她在深圳擁有九套住房。後來，我還獲悉到她最多的時候還不止九套房子，而是十二套。眾所周知，在高房價的北上廣深，這意味着什麼。」由此，展開一系列對「財富」「人生」和「生活」的追問，無疑具有某種小說詩學的味道。

顯而易見，除了肯定女主人翁周憐幽獲得物質財富的成功之外，作者還想說點什麼。他試圖通過男女主人翁的狀態，捕捉都市男女共同面臨的情感困境。《經濟學人》雜誌曾略顯誇張地講，孤獨是21世紀的麻風病。復旦大學教授梁永安也曾說：「孤獨是當下青年人普遍的生存感覺，它瀰漫於物質繁榮的表層之下，給人自由，又讓人焦慮。」小說開篇即通過女主人翁周憐幽略顯害羞低沉的話語表達出來：「一個人的孤獨，一個人無法排遣的孤單，這是我們這個城市的一大特點，因為單身的人太多了。」男主人翁歐冶也感同身受。的確，他經常感到無比的孤獨，不僅孤獨，還有失落和悲戚，還有無聊與無奈。女主人翁周憐幽既便擁有如此多房產，依然要面臨求而不得的情感困境。於她而言，每一處房子，都代表了不同的風景；每一處房子，都傾注了深深的眷戀；每一處房子，都像是暗夜裏一方足以自慰的沉溺；每一處房子，都是她的一個沉重的夢魘。她不止一次懷戀那個在海里救過她甚至略顯冒犯、佔她便宜的男生，那是一種對青春和熱情的渴求。與歐冶相處，幾經周折，她仍無法走近、無緣相互取暖。作者十分敏感且不失含蓄地傳遞出時代或都市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正如北京大學教授吳曉東所講，真正成功的小說也並不提供確切的人生圖式，它更注重呈示初始的人生境遇、呈示原生故事，而正是這種原生情境中蘊涵了生活固有的複雜性、相對性和諸種可能性。

除了情感困境，何謂成功，為何進城等命運之問，這些需要自證和他證的哲學問題，在小說中被反覆提及追問。作者也在追問中不斷探索和尋找答案。所處環境與時代固然重要，但人，生而為人，好奇心、想像力和創造性是人類不斷延續的條件。薩特曾說，人……肩挑世界的全部重擔，他要對世界和決定了存在的自己本身負責。袁庚老先生曾講，向前走，莫回頭。正因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性，甚至無法抵達，無數挑戰者和冒險家們才樂於闖蕩，披荊斬棘，共同為城市立傳。而作者用僅僅十六萬字的小說，高度濃縮地描寫了一代深圳人的精神成長和蛻變，透徹地抒寫了一個城市的興起與擴張，動人地呈現了一個時代的風雲變幻。

這也正是本書最為迷人之處。

（來源：羅湖文藝 作者為副研究館員、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