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寫作馬拉松 步履不停 葉兆言：「寫」本身 就是目的

「之所以寫作不是覺得這件事情多麼偉大，而是我發現我需要寫作。我很想寫，不寫就難受。」採訪當日用過早餐後，作家葉兆言照常打開電腦開始寫作。即使前日才抵香港，僕僕風塵亦不停筆一日，「因為我是個職業作家，基本每天上午都在寫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創作至今，年過花甲仍不時有新作問世。寫作於葉兆言而言，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他似勤奮的運動員，只要還有力氣，便要繼續跑下去，再跑多一場比賽，再打多一個賽季。「跑」本身就是意義，「寫」本身就是目的。執筆逾四十年的光陰裏，他步履不停。不少讀者讚他敬業，他卻說：「我很幸運，在我的人生中，我只要幹寫作這一件事就可以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葉兆言日前出席香港浸會大學「華語作家創作坊」活動，與來自香港、內地和台灣的作家對讀，並現場回答了多名文學後生的犀利提問，他直言在寫作中會有各種煩惱，只有克服後才能算得上真的「喜歡寫作」：「這事情還得幹。」對於文學本身，他認為不必要求大家都喜歡，也不必誇大意義：「這個世界的開放程度遠超以前，我希望人和世界都豐富一點，五花八門一點。」

像運動員一樣寫作

聽人講自己是高產作家，葉兆言每每擺手，說：「當然不算高，只是從年限上來說還可以。」他提到香港的作家譬如金庸，寫書的速度嘩嘩如同流水，「對於他們就是寫和不寫的分別。」葉兆言自認寫作速度「不算快」，如果一定要說一個強項的話，那就是在寫作這件事上，他堅持得比較久。

或是得益於年少時打排球的愛好，在後來的創作之路上，葉兆言常以「運動員精神」自勉，「我覺得我就是像一個運動員一樣，喜歡打球、還能打，那就想多打一場，具體有多大意義也不一定，但會有那個願望。」

他認為，寫作同耕種亦很像，作家與工人、農夫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我相對來說是比較勤勞一點的農民，我對工作時間的要求可能比對工作的要求更滿，我每天更滿意的不是寫了多少字，而是工作多少時間。」

「當作家無關其他，就是要每天寫、不斷地寫。」葉兆言如此實在、樸素的價值標準受家庭影響頗深。在葉兆言的腦海中，祖父總留給他一個坐在書桌前的背影，「比如那時候我祖父已經八十多歲了，就還整天坐在那兒。」小時候的葉兆言觀察，祖父似乎總在寫字、或許是寫信，「任何人給他寫信，他都會認認真真地寫封信回給人家。」至於父親，更是「永遠坐在那」，這些寫作的背影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也在無形中讓年幼的葉兆言認為「寫作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沒什麼了不起」。

葉兆言甚少回看和自我評價作品，「天天寫的一個人，他不太會去說我今天這段寫得特別好或者不好。」被問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他斬釘截鐵道「沒有作家會自戀到滿意」，他續稱如果作家過於看重、偏愛自己某一部作品，創作的可持續性將很難維持。

「寫作是一個想達到更好的，但其實沒有達到更好的那樣一個過程。」筆耕不輟逾四十年，葉兆言的創作涉獵題材多樣，遣詞用句又時常讓人覺得十分接地氣，甚至有年輕活潑之感。葉兆言指這是一種寫作套數，對於文風，魯迅是他的老師，「周作人提到過寫作要有兩種氣，一種是紳士氣，一種是流氓氣。」

紳士氣是指文化氣，而流氓氣是指一種活氣，「讀魯迅的文章，你會覺得他什麼都能寫。」好文章，應該是雅俗共賞的，葉兆言認為，「真正的寫作其實就是兩種氣息在交流碰撞，讓文化人覺得你有流氓氣，讓流氓覺得你有文化氣。」

關於寫作心路，葉兆言的另一比喻亦很精當，「寫作和跳高很像，你總會期待跳得很高，但是囿於能力和努力，其實你不可能超過。」他認為，真正熱愛寫作的人內心實質上永遠充滿失敗，「因為最後一定是感覺掉在地上。」他對此亦充滿理解，「本身無論多麼自信的一個作家，我認為他一定都常有一種沮喪的心情。」

不做令人討厭的作家

葉兆言形容成為作家這件事「完全違背自己家庭的願望」。生於文人世家，祖父葉聖陶聲譽在外，父親葉至誠是資深編輯、作家，亦和文字打了一輩子交道。然而在特殊的時代下，成為作家，對當時葉兆言的家庭來說，並非是什麼「上佳之選」。就連「發表小說」這樣的喜訊，也並不會得到長輩們什麼額外的誇獎。那樣的年代裏，葉兆言的祖父和父親看到太多誇誇其談的同行和不真誠的寫作者，「他們覺得做一個空頭文學家的話，還不如老老實實做一個工人。」

實實在在，做好一件事，做個有用的人，這是他在成長中所接受的教育。因此從踏上寫作之路開始，葉兆言似乎就有點對「矯情」過敏，他偏向於說直白的話，對自己的成就從不誇口，為人清淡、簡單。他警惕着「不要成為一個讓人生厭的作家，不要成為讓人覺得可惡的人。」

家庭的影響下，葉兆言對文學的情感更為純粹，「我不太相信文學能改變什麼，文學是比較簡單和脆弱的東西。」曾有五年的時間，他的作品頻繁被退稿，「不斷被退稿，不斷地寫。」一盆盆冷水澆來後，葉兆言發現自己創作的慾望並未減退，「這讓我感覺到我是真的喜歡寫作。」

他從未想通過寫作來改變什麼，而最終真的走向職業作家這條道路，也更像是「文學選擇了他」。「我做過四年的工人，恢復高考後，我就想考大學。」起初葉兆言想讀化學，幾經輾轉後填報了「文史哲」大類，最終被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我自己對歷史其實有很大興趣，但我也沒有進，卻被中文系選擇了。」對此，他曾對祖父葉聖陶感嘆：「我的命運好像不是我安排的，是別的機會在安排我。」

反對將閱讀神聖化

記憶中，葉兆言家中總是有很多書。年少時大量的閱讀，無形中為他的寫作之路打下良好的底子。「閱讀讓我的寫作變得很從容。」儘管受益於閱讀，他亦反對將閱讀神聖化，對於一些泛泛的推廣閱讀的舉措，他並不太看好。

他認為很多推廣並不考慮學生和年輕人的接受能力，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許這並不是一本讀不懂的天書，可是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自己做父母、老師的有多少人認真去讀了這本書？」他指出如今推廣閱讀的「功利性」，一味推廣「世界名著」只為了顯得更有文化，那最後會非常可怕—這個世界上出現大量知道作家名字、知道文學意義而對文學毫無感覺的人。

互聯網時代的注意力爭奪大戰中，閱讀往往被認為處於弱勢地位。互聯網短視頻、社交媒體、電子遊戲等無不成為教育界人士討伐的對象，各界人士常表達對「碎片化閱讀」的擔憂。對此，葉兆言認為「本質的閱讀其實都是碎片化的」，除非在「做論文」。他提到自己的閱讀習慣，「看一段覺得好就繼續看，不好就扔掉了。世界名著對我來說也是片段化的。」

現實來講，成年後的讀書需要更多精力和時間，若因為事業繁忙無暇讀書，葉兆言並不覺可惜，他認為某種程度上「讀書是這個世界對失意者的一種安排。」如若春風得意、事業正盛，理應投入到當下的實務中去。

「沉浸在文學中確實很美好，但我絕不承諾它可以給你帶來什麼，真相就是可能帶來不了什麼。」葉兆言坦言文學本質上是小眾的，不必所有人都「熱愛文學」，千萬不要把它變成「成功利器」。一概而論地向大家「推銷文學」，無異於「把有的人的美味佳餚變成了大家的三明治」，在這種情況下「會很糟糕，很多人只能用敷衍的辦法去應付」。

【聆聽】上世紀九十年代，葉兆言開始用電腦寫作，他常和友人不無自豪地開玩笑「我用電腦特別早」，但實際上，電腦對於他而言不過是「換了一支筆而已」。對待科技，葉兆言自認外行，面對越來越多的「AI技術即將顛覆寫作」的論調，他從未擔心。一方面，他自嘲「可能我還是比較保守」，另一方面，他認為，最終的評價標準還是在人類手中，「如果最後被證明是好的文章，那可能不是因為機器人寫出來，而是因為你覺得好、你取用了。」

葉兆言認為今天是一個「被流行話語所控制的時代」，要警惕流行話語的濫用，比如「卷」這個字，如果把所有的嘗試和努力都歸結於「卷」的行列來聲討並不恰當。人難免俗，換句話來說時代和社會的影響遠遠大於個人。相較於跟風地討論「卷不卷」，葉兆言認為作家更應該從一個流行的觀點中看到些不一樣的東西，「時代在變化，有好有不好，但是好的一定多於不好的。」

身為南京人，又寫過包括《南京人》《南京傳》《儀鳳之門》在內的多部南京著作，葉兆言對南京感情頗深，他推薦香港青年去南京旅行：「南京很特別，既有中國南方城市的元素，你也能在這裏找到北方的東西。」對愛好寫作的青年，他只給出一條建議，那就是「寫下去」。他指「空談愛好寫作」無用，「你只有真正的寫，才知道是真喜歡還是假喜歡。」關於香港文學的未來發展，亦是相同，葉兆言認為要發展文學最關鍵是「要有人在工作」，「寫作是一件非常具體的事情，只要有大量的人在寫、在工作，我認為香港文學一定會好。」

【葉兆言Profile】

◆內地著名作家，被譽為「文學蘇軍」的領軍人物之一，其祖父為作家、教育家葉聖陶，其父為編輯家葉至誠。

◆1957年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1986年獲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

◆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曾榮獲江蘇省宣傳文化領域最高榮譽獎——紫金文化獎章、第十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等榮譽。

◆1980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迄今已創作發表文字近千萬，出版各類版本圖書（包括重版和翻譯出版）二百多種，代表作有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煞》《別人的愛情》《儀鳳之門》，中篇小說《追月樓》《馬文的戰爭》等。

◆其作品曾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江蘇省文學藝術獎、紫金山文學獎、丁玲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各種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