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南北朝、隋唐時期迅速發展，影響擴及中國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在七世紀至九世紀，日本朝廷派遣使節與僧人到唐朝學習中國的漢文、儒學、佛教等知識，以取得當時最新的先進文化。此一時期，日本派往中國的正式使節陣容浩大，除了正使、副使之外，還有留學僧、請益僧等不同編制人員在內，往往一趟遣唐使成員就達數百人之多，分散搭乘數艘遣唐使船。

當時遣唐使船航行的路線相當危險，經常發生船難。即使順利抵達唐朝完成使命，也未必能夠安全地返回日本。遣唐使除了外交、政治目的之外，還有重要的文化使命。每一趟遣唐使都會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和典籍，這些文物和典籍，以及遣唐使在中國接觸到的知識，包括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在內，都成為日本國家發展的資源。

最澄是影響日本平安時代佛教知識最重要的入唐求法僧之一。最澄是奈良時代出身於近江的僧人，作為遣唐使船上的留學僧，他成功抵達中國，前往天台山求法。在天台山期間，他不但在國清寺學習，還受到台州刺史陸淳的資助，抄寫了大批佛教典籍。雖然最澄在中國停留不到一年，但他把握時間在台州學習天台教學，並到越州學習密教法門。

從最澄編寫的目錄中，我們可以得知最澄從唐朝帶回了大量的佛教經典、注疏、佛像、佛畫、儀式用具、文人文集等。桓武天皇對他的成果相當讚賞，允許他於比叡山成立天台宗，並撥給天台宗每年二人的得度名額，正式開始天台宗在日本的發展。

由於最澄除了天台教學，還學習了密教法門，日本天台宗也就不同於中國的天台宗，成為顯密兼修的宗派，天台宗的密教被稱作台密，與空海真言宗的東密作為對比。最澄對於護國三部經（《金光明經》、《法華經》、《仁王經》）的重視也強化了平安佛教的護國性格。最澄諡號為傳教大師，由於開創比叡山，也被稱作叡山大師。

以遣唐使與遣唐僧的派遣為背景，日本變得愈來愈「國際化」，也可以說是「唐化」。換句話說，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入唐求法的僧人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們是異國知識的接受者與文化中介者。透過入唐求法僧最澄的中介，亦可以見到日本藉着傳入異國文化，逐步邁向一個更為文明的國家。

作者：李志鴻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隔星期一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