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學者析明清史料 揭科舉影響現代各地教育水平

科舉考試可說是中國古代官場的人才選拔制度，高中者能獲豐厚俸祿，對社會流動極重要；隨着時代變遷，科舉制度有了不同發展，至明清以八股取士，被指以框架形式限制考生思想而為人詬病。不過，香港浸會大學有學者利用經濟學工具，分析明清兩代共數萬名進士資料，卻發現古時科舉制度下進士的「產量」與現今教育水平有正向關係，以每萬人口計，一個地方過去每多一名進士，當地人現今接受教育的年數便增加0.74年，人民的經濟收入也相應提高。該研究不僅解釋了科舉制度如何形成華人社會「教育至上」的獨特文化價值觀念，更為全國各地出現教育水平差異提出了獨特見解。◆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浸大經濟系助理教授陳婷及合著者發表題為《科舉萬歲！中國科舉制度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的論文，早前榮獲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最佳論文獎。陳婷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介紹研究方法及發現。

陳婷說：「科舉在隋朝剛出現時，並非作為選官取士的主要途徑，只是屬於輔助性性質。直到宋朝開始，科舉成為中國最主要的選官制度。」惟在元朝的統治下，不少受過教育的精英人士遷移到南方地區，所以在明、清兩代（約1368年至1905年），南方的進士人數比例較高。

她希望透過研究明清的科舉制度，了解昔日進士多寡會否影響這代人對於教育的重視程度。為了找出兩者關係，團隊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作為數據源頭，「這裏面記錄了明清兩代考取進士功名的人，羅列了他們的姓名、籍貫、名次等。」透過把上述資訊電子化，再將這些資料匹配到明清時期以及今天地級市地圖，從而得知哪些地方「盛產」進士，例如蘇州、江浙滬一帶、廣東潮州等等。

多一名進士 在學年數增0.74年

經過分析明清兩朝共278個縣的「進士密度」變化，團隊發現，每一萬人口產生進士數目如果多一倍，那麼當地在2010年時，人均在學年數會增加8.5%。陳婷進一步解釋，「每多一名進士的話，當地人在學年數就增加0.74年。根據聯合國2010年的數據，低收入及中收入國家教育差距就是1.4年；即每多兩個進士，就可能意味人民收入差距是低水平與中水平的分別。」

為探討昔日進士數量與現今教育投入程度的關係，團隊翻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設計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陳婷指，調查中問及家長養育孩子情況，例如每星期會花多少時間陪孩子唸書、孩子補習費用佔家庭收入比例、家長花多少時間陪伴孩子做作業等。之後，研究人員將進士數目與調查結果結合後，發現明清時代進士較多的省份，今日也是教育水平比較高的省份，也意味這些地區的家長較願意投放教育資源。

印刷業發達與否 影響進士多寡

至於為何個別地區會有較多進士，陳婷進一步說，印刷行業發達與否也是影響進士多寡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古時主要採用『木刻印刷』（woodblock printing），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紙和墨，亦即竹子及松煙。我們發現，如果某個府縣距離這兩種原材料的運輸距離越近，就會有越發達的印刷文化，那麼就有更多的參考書，那裏的人的成績自然會更好。」

是次研究似乎可為科舉制度「平反」，證明科舉為現代中國教育帶來正面影響。陳婷表示，在經濟學角度看，教育是科技發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科舉文化間接讓家長增加了教育方面的投資，從這個角度看來，這並非一件壞事。」她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人重視教育的「源頭」，以及通過家庭傳承這個渠道，讓教育成為一種中國人獨特的「信仰」，「雖然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現代化過程，但原來我們的文化基因內，還保留着過去的傳統印記。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回溯中國人如此重視讀書的原因，這個發現是我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