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鳴

看劉以鬯的《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1982年8月），頗有感想。這是劉先生一系列回憶文字，總共二十五篇，都與新文學有關。筆下所寫的作家包括蕭紅、豐子愷、陸晶清、葉靈鳳、趙清閣、老舍、姚雪垠、茅盾、孫伏園、靳以、王平陵、陳西瀅、葉紫等。當中，相信方今的讀者，都不知何許人矣，但在當年的文藝界，名氣亦甚譽。

在〈後記〉中，劉以鬯說：

「研究新文學，不應該將猜想當作事實。」

「研究新文學，必須求真、求確。」

「研究新文學，不能只看樹不看林，更不能只看林不看樹。」

這番話，不止研究新文學者應有的態度，更是其他學科必具的態度。劉以鬯的評論文字，確能做到這一點。他強調「記憶是靠不住的」，因此，在寫憶舊文字而未證實時，他強調：「文中所說，全憑記憶」，這是「先此聲明」。他說的是老舍的《四世同堂》：

「我只記得《四世同堂》在《掃蕩副刊》連載的時間相當長，直到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後來有資料指出：《四世同堂》是由1944年11月10日起開始在《掃蕩報》連載，至1945年9月2日續完。劉以鬯據此而「證明我沒有記錯」。他根據的資料是舒濟在《社會科學戰線》總第五期（1979年2月20日出版）發表的〈老舍著譯目錄（初稿）〉。舒濟所憑是否親自檢閱過《掃蕩報》而寫的？抑或憑記憶？或他人所說？

不錯，寫下論斷的文字，憑記憶或據他人所說都是「靠不住」的，必須看過「原件」，也即是「原始資料」，這是我諄諄告誡學生的研究法則。記得有篇訪問文字，有位老報人供述，《明報》在1959年創刊初期，一日，金庸在北角明報報社下來，情緒低落，滿臉愁容，和那老報人相遇。金庸說報社陷困難，徬徨無計；他擬散步散悶，向東走或向西走？卒此他選擇了向西走。這一走，便救了《明報》，因在路上遇見中學同學、在港一印刷廠任會計的沈寶新。兩人一談起，沈寶新毅然增資入股。

當我看到這裏，便斷然那位老報人記憶錯誤。吾生也晚，當然不知當年事，但據文獻，這有兩大誤差：一、《明報》初創時，非在北角；二、金、沈二人在《明報》創刊前，已是合股者，沈寶新非後來加入。

所有的口述歷史，講述者所云，一定要存疑，一覺有問題就應求證。劉以鬯在這方面，是相當嚴謹的。他慨嘆：「不論誰『編』的『著』的或『編著』的，總覺得：重視新文學的真面目，不是容易做到的工作。」例如〈「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他便費煞苦心、四出找資料去求證，如此「看樹」，才可看出整個沒有毛病、沒有瑕疵的「林」來。

這種研究精神值得提倡。指金庸向東走或向西走的老報人，最後還堅持自己所說的沒錯。真固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