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平川

一齣戲歷經半個世紀仍活躍於舞台之上，便足以證明《帝女花》的藝術魅力。除了「譜興亡之舊事，寫離合之情悰」的創作主旨，劇作家以獨特視角與手法對真實歷史事件進行重構，憑藉人性化、地方化、民間化的敘事，為世人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悲壯淒婉的亂世愛情故事，深受海內外觀眾的追捧。

眾所周知，長平公主自古就是藝術嬌寵，其經歷「甲申之變」的悲慘遭遇被不同時代的文學創作所移植改編。晚清劇作家黃燮清首次以「長平公主之死」的視角創作了傳奇《帝女花》，巧妙地將歷史、詩文與戲曲有機結合，打造了《帝女花》題材的開山之作。而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由香港著名編劇唐滌生改編，任劍輝、白雪仙主演的同名粵劇，自1957年問世以來歷演不衰，堪稱此類題材創作的巔峰之作。

一、俯視長平「生與死」

據史料，生於1630年北直隸順天府的長平公主，乃明思宗朱由檢之次女。16歲那年，李自成率農民軍攻陷北京，養尊處優的公主遭遇了國破家亡，崇禎帝為保名節揮淚斬親，長平雖倖存於崇禎的利劍之下，卻因亡國之痛抑鬱成疾，終在身懷六甲之時因疾薨逝。傳奇《帝女花》採用了「謫仙」手法，將公主形象刻畫為眾香國散花天女，因與侍香金童互生情愫，觸犯佛法而被貶下界。全劇借助《宮嘆》、《草表》、《魂遊》等關目為公主塑造了內心剛強、反叛掙扎的飽滿形象，又用《醫窮》、《香夭》、《殯玉》等關目為長平抱病離世渲染悲情氛圍。粵劇《帝女花》亦動態繼承了「謫仙」的戲劇套路，但實踐發現，藉以人物性格與身份落差的視覺衝突所激發的藝術效果更高一籌，才逐步採用「周瑞蘭暖心照顧」取代「上界暗中護持」等情節更替，最終打磨成現今的演出形式。在《香劫》場增設的「投環」情節，更是凸顯「情」讓位於「殉」的悲劇，長平哭嘆「自古道君要臣死，只憑一諭，父要子亡，只憑一語」，盡顯了帝女的心酸與無奈。

倘說《帝女花》是部紀錄片，但劇中並無勾畫帝王將相造福子民的憧憬，亦無充斥貧苦百姓對黑暗官場的憎恨，它只是站在歷史視角回顧了悲慘故事的經過，卻深刻地反映了深埋在明末黎民百姓心中的國恨家仇。以傳奇《帝女花》作為基礎，唐滌生將公主從「病死」到「殉死」的「改良」，便展現出非一般的藝術表現力。儘管崇禎帝逼長平「投環」情節並不符合史實，卻影射了封建宮廷禮教吃人的本質，即便作者沒有將長平塑造為具有反封建色彩的時代形象，仍已在道德層面的演繹實現了超越，為「帝女花」詞意賦予更深刻的內涵，「高台教化」的功能已於顯現，更易使當時身處港英殖民統治的廣大香港同胞產生情感共鳴。

二、平視長平「情與憂」

從作者筆下，我們感受到的不是男歡女愛的自由愛情，而是在封建體制下由皇權專政刻意促成的政治聯姻，這種婚姻基礎往往是脆弱的。從傳奇《帝女花》可見，第二齣《宮嘆》長平從母后口中得知父皇欲將其許配周世顯時，便推辭道「方今國家多故，戎務倥傯，當以天下大事為重。兒女婚姻，尚可俟之異日，何苦這等急迫。」在父輩的威逼下，長平雖然屈從了現實，但是這種「渺茫茫一點情兒，蕩悠悠一縷魂兒」的感情基礎，已為後來波折的婚姻埋下伏筆。粵劇《帝女花》改用「投庵」手法，儘管雙方經過激烈交鋒，並以周世顯的一番傾訴衷腸促進兩人感情昇華，但是顧忌重重的長平「怕憶劫後情，誰願再相認」，咬定了「雪中燕已是埋名和換姓，今生長願拜觀音掃銀屏」的念頭，即使到了終局服毒前仍對周郎抱有懷疑「我半帶驚惶，怕駙馬惜鸞鳳配，不甘殉愛伴我臨泉壤」，便可看出長平對兩人愛情的不堅定。

身為帝王之女，理應集禮法於己身，尤其在國破家亡之時，受君父之命、新皇恩封，嫁與周郎，為滿足崇禎帝愛女之心切，抑或應從順治帝安撫遺民之圖謀，長平已在封建倫理道德的摧殘下淪為國家利益下的犧牲品。在傳奇《帝女花》中，相比周世顯「好夫妻半載相依傍」的婚姻期許，長平盡顯出「素女秋寒不耐霜」、「殘魂恐逐杜蘭香」的情感悲觀。儘管唐滌生在粵劇《帝女花》中有意拔高兩人的愛情，亦精心設計了「鳳台選婿」的橋段，冀以這種適婚青年接觸式相親的形式，賦予了長平自主選擇命運的「權利」，還將「清帝重賜完婚」改為「兩人誓不降清」，將「病死」史實改為「服毒殉國」，但終究仍未突破封建禮教的禁錮。

三、仰視長平「家與國」

從長平身上，我們不僅能感受到的子女對父母的「孝」，更能體會到封建社會最高人格準則——忠君，上至皇室貴胄，下至平民百姓，無不信奉此信條。傳奇《帝女花》的第二齣《宮嘆》中，長平得知婚配時仍在為國難憂愁，「惟願取聘錢十萬充軍費，不煩他宮女三千作嫁衣。」第十五齣《觴敘》中周郎一席話勾起了長平思國戀家之情，從此一病不起。而在粵劇《帝女花》中我們看到了性格決絕、孤芳自賞的公主形象所蘊含肩負國家重任的帝女使命，即使在「庵遇」之後，長平依然認為「山殘水剩痛興亡，劫後重逢悲聚散，有夢回故苑，無淚哭餘情，雨後帝花飄，我不死無以對先王，偷生更難以謝民百姓」，「不孝已難容，欺世更無可恕」，可見「死」已成為她「未完成的責任」，人格尊嚴、國家民族始終是壓在她心中的一塊巨石。

作為新興士大夫階級的知識分子，黃燮清囿於時勢，不能抑或不敢盡情地抒發己意，只能轉向宣洩亡朝遺民杜鵑啼血的悲鳴，惟借突出長平的剛烈堅貞、嶙峋傲骨以抒發其飽含悲憤與反叛的遺民精神。粵劇《帝女花》之所以能在嶺南地區長演不衰，正因為全劇所塑造的家國犧牲精神能夠激發包括港台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的民族認同感和正義感，使該劇逐漸成為超越一般文學意象的強勢文化符號。正如劇末殉國情節所體現出象徵亡朝遺民的傾力反抗，全劇故事傳遞出的情感哀鳴與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國難回、有家難奔的香港同胞處境心態極為契合，因此首演轟動全港不足為奇，使《帝女花》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