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的「華語作家創作坊」於2020年創辦，意在邀請各地的華文作家到訪浸大，於講座、寫作坊等活動與香港觀眾分享寫作心得、介紹不同地區的華文創作發展。今年，浸會大學文學院邀請到包括內地作家路內在內的三位不同地區的作家擔任駐校作家，通過參與作家對談、個人講座及主持寫作班等多項活動，為年輕的寫作者傳遞經驗。◆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受訪者提供
華語寫作除了是一種個人行為，有時在時代的替換下更是一種群像，而內地作家路內便是「70後」書寫者的代表者之一，在是次的創作坊中，他的分享主題以「題材」為主，「以前我覺得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但漸漸地，我覺得寫什麼更重要。」他說。
題材先於技術
在是次的計劃中，路內將以「同時代的陌生人」為題開展座談會，他談道：「其實在這次的分享中，整個課時大概只有6個小時，首先我不太可能系統地去講一個寫作技巧的東西，我也沒學過這個系統的寫作技巧，我想，請作家來的更多的想法是從寫作經驗的角度，也可以說是一種對教材的補充。」
「題材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由於受教育程度愈加趨向的平均性，路內認為大多數人都有寫作的能力，但是內地文學觀察認為青年作家的寫作高度的同質化，「但這不是壞事，因為只有基數大，才能有更好的作品出來。」
不過，路內在接觸過一些新人作者及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後，感到年輕人對於流派風格這些問題普遍並不是很關心，「他們可能更關心作品在發表層面、在影視轉化層面，怎麼樣能夠快速地讓自己突出。當然這無可厚非，我們不能對年輕人說，你應該默默地寫10年，然後你一朝成名，對吧？」
由此一來，路內便首先降低自己對於「教授」的期望，他說：「敘事技巧這個東西其實它真的不是學出來的，而是通過閱讀和自身多寫多練，才能夠建立這樣一種所謂的寫作技巧。希望對大家的寫作能有一個激發，但並不是激發他們的寫作興趣，而是激發他們寫原創中文小說的一種動力。」
文學的在場感
在過往的許多採訪中，路內不時談及自己的個人經歷，這當然為他的小說帶來了一定基數的題材，但他覺得，所謂「70後」寫作者以地理或時代為底色為考量，並不是出於某種自覺性，「比如說我在小說裏寫到1990年代的人口大流動，這個事情作為一個時代的特大事件來講的話，我們當初是沒有自覺性的，因為它真的不像戰爭一樣，一顆炸彈落在人頭上，就覺醒。」路內認為文學是有趨勢的，而這個趨勢便是當代文學的「在場感」。
「好的電影像紀錄片，好的紀錄片像小說。」路內引用他曾讀過的一句話來解釋，「人口流動的事件在當時並沒有那麼顯性，但是你回過頭來看，在我所經歷的時代，這件事情是個大事。因為是可以被放到一個歷史背景中間去看的。」
路內被普遍認為是「70後」書寫者中對城鎮敘事與工業時代最熟悉及描述最為動人的作家，但他覺得，這些覺醒是滯後的，「20年過去了，慢慢確實也被歸為說在談論時代、故土這些東西，這是因為在傳統的文學結構上是有他的話語權的。」
時代是一種意識
時代背景有其天然的文化特性，「給予寫作者肯定是有好處的，」路內自己願意回到更具衝突的時代，那能產生的文學性更足，「但是對於當代的寫作者來說，地理背景是他們的一個優勢，因為中國足夠大，而且我們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上來講的話，我們大概能講到中國的性別差異，舉例說在上海，男女之間就很平等，但是如果你往另一邊走的話，它就不是了。那麼這是一個可以寫的東西。」
此外，路內舉例說，貧富差異、民族差異、城鄉差異等，都是屬於中國特有的一種切入角度，是不乏寫作題材的，「寫作者能夠盡快呈現出個人風格，那麼首先是避免同質化，其次是建立風格。這種風格最好是國際化的，因為你只講中國人的問題別人聽不懂的，時代是一種意識。」
在路內的小說取材中，顯然是將「描述自我」放在大時代或社會衝突之前的，他在即將出版的最新作品《關於告別的一切》中，仍然不多不少地以個人經歷為藍本，描述一個不得意的作家在時代洪流中的高低起伏，他不認為小說中應當放太多自己的想法或態度，「如果我們過度地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談立場的話，它會減損小說本身的魅力，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創作真理。」他認為寫作者當然有表達自己理念的權利，但要進行一個權衡，「當然有人能夠兩者都做到，比如魯迅這樣的作者，但畢竟非常少。」
「因為我察覺到這幾年的情況就變得有點不一樣，年輕人之間也不太願意交流，衝突比較多，這就有問題了。老作家之間關係都很好的，我們講的是交情。但年輕人因為很多時候沒有建立起這種個人的友誼，於是首先選擇談的是政治、文化層面的對抗，這是不好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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