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全國青聯委員

香港第五波疫情愈趨嚴峻，變種病毒Omicron在社區大範圍蔓延，恐呈幾何級增長。

令人不解的是，抗疫兩年，曾經歷過SARS，理應比任何一個城市都「有經驗」的香港，至今竟毫無進步，抗疫乏力，漏洞百出。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精準掌握確診個案源頭，迴避全民檢測，抗疫一直處於被動撲火困境，追着個案走。於是，確診者來不及及時治療，密切接觸者無法及時隔離，疫情反覆再反覆。疫情不爆發是運氣，爆發了大家手足無措。

香港一直堅持走「港式」抗疫之路。然而，從拒絕學習內地「封區」，到局部性短期「封樓」；從不仿效內地「禁足」封鎖措施，到實行「數日禁足令」，香港實施的抗疫措施已逐步接近內地，只是無法摒棄心中執念，處處瞻前顧後，修修補補，不夠魄力和毅力。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的國際大都市，社會體制確實與內地不同，但疫情已經如此嚴峻，數不清的源頭不明個案遍布各區，全民檢測必須做，而且要盡快做。人不夠，能力不夠，可以求助內地支援；經驗不足，可以借鑑內地的成功案例。

16名立法會議員日前聯署去信行政長官，提出六項抗疫建議，包括向中央政府請求成立更高層次的「與內地共同抗疫協調委員會」等。這些都是可參考可行的建議。領袖就是要創造條件，把不可能變成可能。若總是吃老本，抱持勝人一籌的優越感，掩耳盜鈴，那是鴕鳥政策，打不敗病毒，擊不倒疫情。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特區政府提出派發自測包，鼓勵全民自我快檢。然而，自我快檢的成效存疑。如何確保市民正確使用自測包？如何掌握市民是否真正有作自我快測？萬一測完確診了，如何確保確診者第一時間通知當局，並不會到處亂跑？這些問題全部沒有解決。

「全民快檢」只是起到輔助的作用，但不能作為解決疫情的主要舉措。

香港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近日一些聲音認為，既然變種病毒難以杜絕，加上死亡率及重症率相對不算高，那麼，或許香港將與很多西方國家一樣「與病毒共存」。

是否要「與病毒共存」，應是一個科學性的討論，而非因自身抗疫不力就「躺平」，一廂情願說要「與病毒共存」。真要討論「與病毒共存」，還得看其先決條件。全城疫苗接種率多少？重症病患收治能力如何？醫療體系負荷率及社會復元能力怎樣？顯然，香港目前並不具備這些所謂的先決條件。

既然如此，「動態清零」仍是合乎香港實際情況的目標。「動態清零」不是追求絕對清零，而是常態化疫情防控的總方針，強調的是做到對病例及早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只有真正打破官僚體制思維，快速統籌整合資源並構建危機應對機制，補齊短板，才能科學抗疫，遏制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