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氣性各不相同，因此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這是因材施教為必須的原因，也反映了資質氣性的差異所造成的品德高下。人從受教的起步點開始，就出現分歧。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大家共同學習，接受同樣的教誨，但不一定都能對所學有所踐行。聽明白而不實行，便體會不到道德價值的意義。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大家共同學習，對於教誨都能存心踐行，卻不一定都能有所立。「立」表現出生命與道德價值的融合，自身已然是道德價值的實踐者才能有所立，而表現出來的言行合乎禮節，所以說「立於禮」（《論語·泰伯》），只有立於禮，才有客觀的言行標準，人倫與社會才能穩定。

「可與立，未可與權」，大家共同學習，能共同立於禮，卻不一定都能有權衡輕重的意識。「權」是使道德原則在不同環境中保持應有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入於固執一偏。因此孟子說：「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仁者與智者的區別，在於能否行權，有堅定的道德原則而不作任何妥協者，是為仁者之道；能於事行因勢利導，以獲得更佳結果者，是謂智者之道。仁者行權即成智者。

行權是修德的助緣，其價值自古以來已得到聖賢明確的肯定。孔子對改善世道人心懷有極大的心力，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見《論語·微子》），然而不熱中權位，「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又說：「邦有道，危（正也）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謙遜）。」（《論語·憲問》）孔子讚美蘧伯玉為君子，以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這些都反映了孔子的行權思想。孔子對照上古隱士的表現而自謂：「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見《論語·微子》）這就是執中行權的表現，也是孔子對自身行誼的評價。

鄧立光（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