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朱燁、倪巍晨、倪夢璟、盧靜怡 報道)亞太潮湧,聚力前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舉行。從黃浦江畔到雁棲湖畔,再到灣區之濱,這是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二十五年間,中國GDP從約9.6萬億美元增至2025年超19萬億美元,外貿規模連續九年全球居首。多位權威學者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梳理分析2001年以來,三次APEC主場外交折射的中國之變,亞太之變。學者分析指出,中國在亞太合作格局中由參與者走向貢獻者、再邁向引領者的角色變化,既是中國自身發展實力變化的外在體現,更是中國深度融入亞太、擁抱全球化的真實縮影,也反映出亞太區域合作格局的時代變遷。
2001年,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成為APEC東道主。會議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夕舉行,發表《上海共識》等文件,被視為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關鍵節點,也見證了中國邁向世界的關鍵一躍。APEC研究專家、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靖佳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一次是中國作為參與者深度嵌入亞太多邊體系的重要起點。彼時,中國即將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如何參與區域多邊貿易架構、在全球化體系中找準自身定位,整體仍處於探索階段。中國希望依託多邊機制,推動自身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把龐大的國內市場與發展潛力納入亞太合作網絡。「這一階段,我們更多是學習、適應多邊規則,完成與亞太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的對接。」
「開放創新合作」回應全球難題
2014年,APEC的舞台來到北京。當時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京津冀協同發展同年上升為國家戰略。時值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不久,北京APEC會議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給亞太貿易注入了新活力。「2014年北京APEC峰會,標誌着中國開始轉向貢獻者的角色定位。亞太自貿區構想並非中國首創,但中國始終是這一目標最堅定的踐行者。這一時期,中國積極參與RCEP等區域經貿機制建設,持續落實降稅等實際行動,主動輸出『中國方案』。中國開始在多邊平台分享綠色發展、科技創新、互聯互通的發展思路。中國不再只是收穫多邊體系帶來的發展紅利,而是開始主動回饋亞太地區的共同發展。」張靖佳說。
2026年深圳APEC峰會進入倒計時。在專家看來,當前,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多邊主義遭遇挑戰,產供鏈碎片化風險持續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國正以引領者的身份出現在APEC多邊舞台。中國所錨定的「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正是直接回應當前全球面臨的現實難題。
中國有能力引領亞太多邊合作
張靖佳分析指出,堅持開放,是直面多邊主義遭遇的現實質疑。部分發達經濟體對多邊機制存在偏見,但是多邊合作具備顯著的溢出效應。作為處於區域網絡核心位置的大型經濟體,中國也在承擔大國責任,提供區域公共產品。聚焦創新,則是挖掘亞太經濟新的增長源。僅僅依靠貿易規則調整,很難支撐區域經濟持續增長,以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成為亞太發展的關鍵抓手,其核心要義在於推動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真正落地實體經濟,賦能傳統產業,惠及亞太大小經濟體。深化合作,是破解全球治理的現實困局。不論是微觀層面的企業發展,還是宏觀層面全球治理,單打獨鬥已經難以為繼,雙邊與多邊合作並行,多方協同發力,遠比各經濟體各自為戰效果更好。
張靖佳指出,角色變遷的背後,是中國綜合國力與定位的深刻變化。上海會議時期,中國核心訴求是融入全球體系,避免被全球化邊緣化;北京會議階段,在享受多邊合作紅利之後,主動回饋亞太發展;當下,中國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全產業鏈競爭優勢突出,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有條件、也有能力發揮的引領和糾偏作用,推動亞太重回多邊合作的正確軌道。
宣示開放合作決心 融入亞太重要起點
2001年,亞洲金融危機餘波尚未完全消散,美國經濟衰退、互聯網泡沫破裂,疊加「9·11」事件衝擊,加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貿易保護主義隨之抬頭。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詹宇波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跨越千禧年,承載亞太合作期許的APEC會議,之所以選擇在上海召開,與這座城市當時的開放基礎密不可分。作為關鍵時刻的主場外交,中國首次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向亞太地區傳遞了「堅持開放合作、抵制保護主義」的積極信號。會議凝聚反恐與經濟協同共識,以「上海共識」推進貿易自由化,展現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參與區域治理的決心,為正式加入WTO後的對外開放鋪平道路。
詹宇波回憶,2001年的上海是內地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具備承辦高規格國際會議的條件。彼時上海「四個中心(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建設加速推進,城市基建和開放能級持續提升,浦東也處在開發開放深化期,「選擇上海舉辦APEC會議,意在以這座城市為開放窗口,向世界展現改革開放成果,助推亞太經貿合作」。
上海轉型亞太門戶城市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國際金融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劉濤表示,2001年上海處於「從傳統工業城市向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加速轉型」的關鍵期,全市經濟保持兩位數高增長,產業結構加快轉型;同時,浦東開發開放進入第二個十年,陸家嘴、張江、外高橋等重點功能區基本成型。另一方面,當時的上海已邁入對外開放升級窗口期,正積極探索貿易便利化和外資集聚等制度創新。借助APEC東風,上海推動自身城市定位從內地工業重鎮向亞太門戶城市轉型,「上海向全球展現中國開放形象的同時,為後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試點奠定了堅實基礎」。
2001年APEC上海會議召開時,中國入世談判已基本完成。同年10月20日至21日,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召開,《領導人宣言》明確表態:「我們歡迎中國和其他成員即將加入WTO,這一歷史性的進展不僅使WTO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性貿易組織,而且鞏固了全球經濟合作的基礎。」三周後的11月10日,多哈舉行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中國加入WTO的決定。當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在詹宇波看來,APEC上海會議可視為新世紀中國「大型多邊主場外交」的新起點,是邁入新世紀後的標誌性主場外交實踐,對外傳遞了積極的開放信號,奠定了中國「大型多邊主場外交」範式,形成了「以主場平台凝聚共識、引導議題」的思路,為此後中國舉辦大型主場外交積累了寶貴的多邊協調經驗。
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APEC上海會議與入世之間相互呼應,起到很好的承前啟後的作用。」詹宇波分析,會議在關鍵時刻主場宣示「開放合作」理念,營造有利國際輿論環境,展示中國信守多邊規則的姿態,而加入WTO則從制度層面兌現了開放承諾,「APEC峰會為中國入世預熱造勢,入世讓APEC倡導的貿易自由化獲得制度支撐,兩者共同推動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入世後,中國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面向廣闊的海外市場釋放製造業潛力,並在帶動外貿、就業與技術外溢的同時,加速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與此同時,中國以外部規則倒逼國內市場化改革,不斷完善法治與營商環境,而開放理念的重塑,亦令中國以規則平等身份參與全球經貿治理,為後續持續開放奠定制度基礎。
從接軌到參與共建 開始貢獻公共產品
「2014年成為中國開放升級的轉折之年。」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2014年APEC北京峰會,讓中國完成了由接軌國際轉向參與共建這一「身份邏輯」的切換。對區域夥伴,中國從市場提供者升級為規則參與方、基建供給方;對全球,中國以增量公共產品緩解體系僵局,不挑戰既有秩序,始終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原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可以說,北京峰會是中國經濟體量穩居全球第二之後,逐步形成與之相稱國際角色的轉折點。
中國開放邊界延伸至規則標準
劉英分析指出,開放升級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中國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轉向議程設計者。此前會議中,中國較多聆聽其他經濟體闡述全球治理思路;主辦北京APEC後,中國深度參與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部長級會議、高官會等整套機制的議程設計。其二,中國的開放邊界從貨物貿易,延伸至規則、規制、管理、標準以及基礎設施同步開放。中國在2010年前後超越日本,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起貨物貿易規模位列世界第一,2014年再度升級開放。其三,發展思路由融入全球化,邁向推動區域一體化。
身份內容夥伴關係定位三轉變
劉英表示,對比過往參會定位,2014北京APEC帶來三個核心轉變。一是身份之變,中國由參與者、受益者,逐步成為區域合作建設者。會議啟動《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明確以此為基礎整合區域碎片化自貿安排,推動多個雙邊、多邊自貿協定向亞太自貿區(FTAAP)演進。
「領導人在雁棲島夏園共植 『亞太夥伴林』,種下21棵白皮松。」她回憶,「猶記得當時樹苗不高,而如今長勢茂密,這也象徵亞太夥伴關係愈加繁榮向上。」
二是內容之變。她提到,早期APEC的工作重點以下調關稅為主,北京APEC峰會不僅以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及經濟技術合作為「兩個輪子」,不再局限於降關稅、貿易便利化,而是推動通過《APEC互聯互通藍圖》、《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並以附件三《APEC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確立經濟改革、新經濟、創新增長、包容性支持、城鎮化五大支柱。此外,會期內還宣布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為互聯互通、基建、產業與金融合作提供支撐,其後亞投行、新開發銀行陸續落地,為 「一帶一路」 築牢機制基礎。
三是夥伴關係定位之變。「亞太大家庭」 從抽象表述,落地為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導向。會議出台四份核心成果文件,並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等新議題。「中國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開始持續供給區域公共產品。」她說。
她表示,APEC北京峰會具體影響有三:一是把經濟體量轉化為議程設置能力,主導《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APEC互聯互通藍圖》,用整合碎片化自貿安排的方式化解因貿易商協議令貿易規則複雜化的「麵條碗」效應。二是把外匯儲備、產能轉化為區域公共產品,角色從接受國際資金轉向對外提供資金支持。三是開放邊界從貨物貿易,延伸到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基礎設施、人員往來,從偏重硬件互聯互通,拓展到軟件互聯互通與人員交往便利化。
開放向制度層面深化 創新敘事回應亞太期待
立足全球格局深刻調整的當下,深圳峰會既是對亞太多邊合作傳統的賡續傳承,更是中國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賦能區域共同繁榮的生動實踐,時代意義深遠而重大。本屆深圳APEC會議將開放、創新、合作列為三大優先領域,其中開放被置於首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指出,開放不應只是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更應成為推動創新與合作的基礎。隨着全球經濟形態和產業結構變化,開放的內涵也不能停留在降低關稅、擴大貿易投資,而要進一步延伸至規則、管理和標準等制度層面。
制度型開放的迫切性與重要性,也源於亞太區域合作的階段性變革。2026年恰逢亞太自貿區願景提出20周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韓永輝表示,過去20年,關稅持續下降、區域生產網絡不斷深化,為亞太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基礎,但當前制約進一步合作的因素,已逐漸從關稅壁壘轉向規則分化和政策互信不足。
「規則分化與政策互信不足疊加,增加了跨境經營的制度性成本。」韓永輝指出,亞太區域內部同時存在RCEP、CPTPP等不同自貿框架,各自的規則和承諾範圍並不相同。企業進入不同市場時,可能要面對不同的原產地、認證、服務准入和數字監管要求,甚至需要重複提交材料、重複適配。關稅下降所帶來的貿易收益,因而可能被額外的制度性成本抵消。
灣區可成探索亞太規則銜接窗口
韓永輝認為,深圳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完全可以成為探索亞太規則銜接的絕佳實踐窗口。一方面,可從具體領域入手釐清不同規則之間的差異,圍繞原產地、電子單證、服務貿易和數據合規等開展比較,幫助企業了解不同市場的要求,減少規則理解和適配成本;另一方面,可依託前海、河套等深港合作平台,在國家授權和現行法律框架下,圍繞跨境專業服務、檢測認證協作和數據使用探索便利化安排。灣區內地與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標準合同的實踐,已為不同監管制度下開展合規協作提供參照。
在制度互通、規則銜接之外,本屆APEC會議還將聚焦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為亞太產業升級、科創協同注入新動能。APEC成員經濟體覆蓋全球近一半貿易總量和約六成經濟總量。大灣區擁有完整製造業鏈條與科創集群,對APEC其他經濟體貿易中高技術產業佔比較高。從貿易結構看,廣東對APEC經濟體出口以機電、高端製造與綠色產品為主,進口則集中於核心零部件與中間品,形成優勢互補的產業分工格局。
韓永輝認為,深化大灣區與APEC經濟體全方位合作,能夠有效穩固亞太供應鏈,為區域產業迭代升級賦能增效。「在當下,最重要是把數字技術合作、標準銜接和企業協同落實到具體生產與貿易場景,以可驗證的項目減少跨境協作中的重複成本和中斷風險。」他舉例稱,比如數字貿易合作要打通業務流程,圍繞電子提單、發票和通關資料,探索數據格式、身份驗證和單證核驗的銜接,減少重複錄入與審核,提高訂單、物流和交付信息的協同效率。
深圳峰會啟示亞太未來增長引擎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指出,「作為創新發展與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峰會將從規模敘事升級為規則與標準的輸出,同時與區域夥伴合作內容將從基礎設施的供給,進一步延伸到數字互聯、綠色轉型。」她認為,深圳峰會的深層意義,是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形象替代傳統的以製造業規模敘事,回應亞太對下一增長引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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