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　紅軍這樣開展宣傳

長征，這部永不褪色的偉大史詩，不僅記錄在浴血奮戰的漫漫征途上，也鐫刻在山崖石壁的字句中，唱響在雪山草地的歌聲裏，留存在將士手中的油墨捷報上。

遠征路上，敵軍重重封鎖。在沒有現代傳媒工具、物資極度匱乏且大部分受眾文化水平較低的條件下，紅軍用標語、布告、傳單、歌曲、報刊和漫畫等最樸素的傳播方式，進行了最扎實深入的政治宣傳，鼓舞了自身鬥志，瓦解了敵軍士氣，向沿途群眾宣講了黨的政策主張和紅軍的性質、使命，為長征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標語：紅軍的「流動宣傳員」

長征途中，紅軍一邊行軍作戰，一邊書寫標語。隊伍走到哪裏，紅色標語就留在哪裏。土牆、門板、崖壁皆可作版面，石灰、木炭便是筆墨。紅軍專門組建粉筆隊、鏨字隊，幹部戰士一同書寫鑿刻，用簡潔易懂的方式宣講紅軍政策，號召勞苦大眾奮起反抗壓迫。

布告：紅軍的政策宣傳窗口

紅軍每到達一地，便張貼布告、散發傳單，鄭重宣示政策主張，讓民眾了解黨和紅軍的群眾紀律、民族政策，爭取最廣泛的理解與支持。

漫畫：跨越識字壁壘的宣講

長征途經許多偏遠村寨，當地群眾識字有限。搭配簡短文字的宣傳漫畫，將反抗壓迫、救亡圖存的道理化為直觀畫面，形象且通俗易懂，宣傳效果顯著。

歌曲：鼓舞士氣的有效形式

哪裏有紅軍，哪裏就有歌聲。宣傳隊行軍時常常走在隊伍前列，途中在路邊為部隊唱歌、說快板、喊口號，為戰友加油、鼓勁。很多官兵會唱的紅軍歌曲，節奏明快、內涵豐富，是長征中鼓舞士氣的有效形式。

戲劇：最巧妙的宣傳武器

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這樣寫道：「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紅軍佔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

紅中社與報紙：紅軍的思想陣地

長征途中，《紅星》《戰士》等報刊堅持油印出版，及時傳達中央精神，刊發戰鬥捷報、英雄事跡、行軍衞生和讀者來信等，深受廣大官兵喜愛。

1931年11月7日，新華通訊社前身紅中社（紅色中華通訊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12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創刊，至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共出版240期。

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路後，紅中社停止播發新聞，部分工作人員編入部隊參加長征，時任紅中社負責人瞿秋白則留在中央蘇區工作。為了迷惑敵人、為紅軍主力轉移爭取時間，他帶領少數編印人員堅持繼續出版《紅色中華》，製造紅軍仍在蘇區的態勢。1935年1月出版的第264期，是贛南的最後一期報紙。同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

對外宣傳：讓世界了解長征

國民黨嚴酷的新聞封鎖，也無法阻擋這場偉大遠征的影響力向世界傳播。1936年，陳雲以「廉臣」為筆名寫下的《隨軍西行見聞錄》，率先在巴黎刊發，後於莫斯科出版單行本，這是首部向世界系統講述紅軍長征的著述；與紅軍一同輾轉長征的薄復禮，同年在英國出版《神靈之手》，以外來親歷者的目光記錄紅軍的行軍與主張；1937年，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問世之後，在西方廣為傳播。

「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斯諾的詳盡報道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民族解放艱苦奮鬥、犧牲奉獻的崇高精神，用確鑿的事實打破了國民黨的污衊和醜化，讓全世界真切認識了這支隊伍。

征途有音，信仰留痕。長征中的宣傳，在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熔鑄起共通的精神印記。那些崖壁上鑿刻的標語、征途中傳唱的歌曲、山野間上演的戲劇，在一次次宣講與傳唱中，成為很多紅軍將士和沿途群眾共同的深刻記憶。許多親歷者到垂暮之年，仍記得當年的口號，能唱出刻在心底的歌謠。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當單向宣講化為發自內心的認同與自覺傳遞，宣傳便不再局限於信息告知，而成為淬鍊信仰、喚醒精神自覺的文化力量。這，正是長征宣傳工作留給後世的珍貴啟示。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