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琦偉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講師
2026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90年前,紅軍歷經兩年浴血奮戰,徒步走完二萬五千里的征途,完成了舉世矚目的戰略大轉移,締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跡。長征所代表的,遠遠不止一場軍事突圍的成功,更是群眾路線的偉大勝利,標誌着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90年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讀懂長征勝利背後的人民立場與集體偉力,對當前中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長征勝利的力量根基何在?縱觀長征全程,紅軍歷經重大傷亡,卻依舊能夠保持建制完整、意志不衰,關鍵在於始終站穩人民立場。
秉持崇高理想 為人民獻青春
曾寫出風靡全球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29年曾到訪飽受天災人禍摧殘的西北地區,親眼目睹了民生凋敝、餓殍遍地的絕望景象。底層民眾因長期遭受地主壓榨、軍閥搜刮而絕望、麻木,這些慘況深深烙印在斯諾心中。七年之後,紅軍完成長征落腳陝北。斯諾再次來訪,發現當地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名剛剛結束長征的17歲年輕戰士對他說,萬里跋涉並非難以承受的苦難,如果革命需要,他願意再走一次二萬五千里。紅軍戰士雖然剛剛經歷了長征的考驗,身上卻沒有瀰漫苦大仇深的陰鬱,而是洋溢着樂觀向上的活力。斯諾感慨,這是他在中國第一次見到一群發自內心感到快樂的人。斯諾所觀察到的這份快樂來源於身份的轉變:紅軍戰士不再是任人宰割、聽天由命的被壓迫者,而是擁有理想、掌握自身命運的革命戰士。
大量留存史料顯示,長征途中物資極度匱乏,將士之間卻能互讓口糧,在危難時刻把生存的希望留給戰友。這種自覺犧牲與奉獻並非與生俱來,也不是傳統心性道德的外在規訓,而是人民立場在革命戰士身上的精神投射。
紅軍戰士都是血肉之軀的普通人,是先進的革命集體、堅定的理想信念、系統的組織培育,重塑了他們。紅軍實行官兵平等,幹部戰士同甘共苦,破除等級壁壘,普通戰士由此成為革命事業的建設者與主人翁。民心所向便是力量所聚,廣大民眾自發支援、踴躍參軍,構築起堅不可摧的人民防線,成為紅軍攻堅克難的堅實保障。
人民立場深深植根於長征實踐,也貫通於當代中國發展的全過程,更需要在未來矢志不渝地堅守。不同於西方話語體系中「上帝選民」的優越論與宿命論,中國發展始終秉持人民事業的根本邏輯:國家發展從不是少數人的功業,改革建設更非政府的單向推進,而是全體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受益的事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來不止是生產力的迭代升級,更重在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長征之中,普通戰士的膽識智慧充分迸發,往往直接決定戰鬥成敗;如今,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與創造性,依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人民立場是紅軍的力量源泉,但這份力量不會自動發揮效能,而是有賴嚴密的組織機制加以凝聚和落實。長征鑄就的集體偉力由此彰顯。
長期以來,外界存在一種片面認知,將集體主義簡單等同於壓制個體、束縛個性。紅軍長征的生動實踐,有力破除了這一誤區:真正的集體主義,從不抹殺個體價值、壓抑個人發展,而是尊重個體、成就個體、凝聚個體。普通戰士不是紅軍龐大集體的附庸,而是集體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每一名戰士的個人追求,都與革命的宏大事業高度契合,由此實現了個人理想與集體事業的同頻共振。
基於這樣休戚與共的集體關係,紅軍的紀律才轉化為戰士的內在自覺,而非外部強加的管束。紅軍戰士深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捍衛的是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守護的是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革命理想。破壞紀律便是辜負共同的革命事業,自覺嚴守紀律,也就成為戰士發自內心的價值認同與榮譽追求。
這樣高度自覺的團結凝聚,是長征勝利的重要保障,也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舊式武裝力量的鮮明標識。這種團結並非簡單拼湊的被動聚合,而是信念一致、目標統一、利益相通的自覺凝聚,彰顯了中共在革命年代超強的組織動員與大局統籌能力。
團結各方力量 邁上國家新征程
《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這使中共能夠擺脫局部利益、集團私利的束縛,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辦成一系列關乎國家長遠發展、惠及億萬民生的大事要事。無論是重大科技攻關、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應急處置、民生普惠工程,都能快速凝聚各方力量、高效落地推進,實現個人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長遠利益,讓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效能。
跨越九十年,長征的硝煙早已散盡,但長征精神歷久彌新。毛澤東主席曾精闢概括,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長征的意義早已超越軍事本身,它是中國共產黨踐行群眾路線、淬煉革命集體的偉大勝利。回望這段烽火征程,把握人民立場這一根本價值,錘煉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嚴密組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我們才能更加走好屬於今天這一代人的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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