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
作為一名研究軍事史的歷史學家,每當談起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跡,筆者第一個想到的,永遠是90年前的紅軍長征。很多人聽過長征,卻不一定真正明白,這場遠征到底有多麼不可思議。
持守信念 勇創奇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一共8萬6千人。一路上,敵人的飛機和大炮一路緊追不捨,差不多每三天就要打上一場惡仗。他們要跨過四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渡過近百條大小河流,闖進危機重重、一眼望不到頭的松潘大草地。冬天來臨,不少戰士連一件厚棉衣都沒有,硬扛零下十幾度的寒氣;糧食吃光了,就去挖野菜、找草根,迫不得已時,只能煮牛皮皮帶充飢。到了晚上,沒有帳篷可以遮風,大家就背靠着背,靠彼此的體溫熬過漫長的寒夜。整整走了一年,當隊伍終於踏進陝北吳起鎮的時候,只剩下大約7千人,九成以上的戰士,永遠留在了這條征途上。
從事軍事史研究這麼多年,筆者從來沒有見過一支大規模的軍隊,經歷如此驚人的減員之後,不但沒有徹底崩潰,反而愈挫愈強。這是人類軍事史上極其罕見的奇跡。
愛國意志 堅不可摧
筆者想請讀者們一同嘗試設身處地,去想像以下三種極端困境和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在傾盆大雨的黑夜,山路泥濘又濕滑,紅軍曾經創下24小時急行240里的紀錄。差不多每10分鐘就得趕完一公里,一邊拚命趕路,一邊還要應付敵人的襲擾。人的身體是有極限的,到底是什麼力量,撐着他們衝破這種肉體的臨界點?
走進松潘草地,方圓幾百公里看不到一戶人家。腳下隨時可能踩進深不見底的泥沼,頭頂的天氣說變就變,狂風、冰雹說來就來。只要一腳踏錯,連人帶槍會一下子陷進泥裏,有時連屍首都撈不出來。放眼望去,除了荒草和泥濘,什麼都沒有。到底是什麼信念,驅使着他們,敢踏進這一片看不到盡頭的死亡荒原?
夾金山山頂接近4千9百米,空氣稀薄,每吸一口氣都格外費勁。山頭的強風颳起來,像一把把小刀往臉上割。很多戰士,只是想坐下來喘一口氣,體溫就急速往下掉,從此就再也站不起來了。隨便坐下可能就會丟掉性命,是什麼樣的意志,讓他們咬緊牙關,不停下腳步,一步一步往山頂挪?
當年曾與紅軍對陣的張學良,曾向他的部下講出心底的不解:「我們都是帶兵的人,誰能夠把這個軍隊帶成這個樣子?打了敗仗還不會潰散,打散了又能重新聚攏。他們靠的是什麼?」
在同一個年代,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一章裏寫道:「要做一名共產黨員或者同情共產黨,就要被判處死刑,千千萬萬的人因此慘遭屠殺,但是,仍然有千千萬萬的人心甘情願地繼續去冒這樣的風險。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人、學生和士兵加入了紅軍,究竟有怎樣一種不屈不撓的力量在推動他們不畏犧牲,去擁護這種政治信念?」
90年過去了。今天不愁溫飽的我們,再回頭去看這一段往事,內心所感受到的震撼,絕對不比當年的張學良和斯諾少。長征奇跡的背後,就是救亡圖存的信念:為了讓飽受欺凌的祖國站起來,無數人甘願付出一切犧牲。
貢獻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從不缺席
就是憑着這一股信念,中華民族慢慢從苦難之中站了起來,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踏上了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而且,這條走向復興的征途,從來不是只有內地在走。
習近平主席曾經指出,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席。回想那個動盪的年代,祖國遇上危難的時候,香港從來沒有置身事外。香港曾經是革命思想流傳的據點、戰時物資的轉運站,也是不少愛國人士的避難之所。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懷着民胞物與的精神,捐款、奔走、出力,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緊緊綁在一起,愛國救國的信念和情懷,早就融入了香港的血脈和基因。
時代一路往前走,過去救亡的重任,已經變成今天復興的機遇。今年,香港迎來第一個五年規劃,規劃定下了105項可量化的發展目標,本着「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原則,一方面鞏固金融、航運、貿易這些傳統強項,另一方面大力發展創科,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吸引各地頂尖人才的基地。這不是一張擺設的藍圖,而是為香港打開一片從未有過的廣闊天地。背靠內地14億人的龐大市場,同時連接全球,香港不再僅僅是一個區域城市,更可以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之中,扮演獨特而重要的角色。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來說,長征留給我們的啟示,並不是要大家刻意去尋找苦難,而是要理解:今天所有的機遇,來自於前一代人為民族復興所付出的犧牲。民族復興,從來不是遙遠的口號,而是一條正在向前延展的長路。在這條道路之上,香港的年輕人,擁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既可以立足本土,也可以放眼整個國家的廣闊天地,還可以藉着香港的國際地位,走向世界。
90年前的紅軍,在幾乎沒有希望的荒原之中,硬是走出了一條救國之路。今天的我們,已經站在希望的土地之上。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信念。香港正好可以在這一場新的長征裏,書寫屬於自己嶄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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