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係開啟可控競爭新局面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說，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為中美關係提供新指引，是雙方對新時期中美關係戰略價值的再確認，朝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正確相處之道邁出新的重要一步。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習近平主席訪美延續了兩國元首北京會晤積極效應，引領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取得新發展，釋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積極信號，造福兩國、惠及世界。中美正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確保合作有機制、競爭不失控、分歧可控制、經貿求穩定。近期第八輪中美經貿磋商成果就是這種關係框架的直接反映。

此次中美經貿磋商最值得關注的，不僅是雙方在若干具體問題上取得了重要進展，更是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機制從歷史性協調走向制度化建設，競爭管控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中美經貿關係正由此進入可控競爭新階段。

若干具體問題取得進展

關稅問題是中美經貿摩擦的焦點，也是決定兩國市場預期、全球供應鏈布局的關鍵變量。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數據顯示，當前美對華商品平均關稅約為47.5%，覆蓋幾乎全部中國商品；中國對美國商品平均關稅約為31.9%，同樣覆蓋全部商品。此次雙方就「300億對300億」對等降稅達成共識，決定以對等方式降低自對方進口的規模約300億美元產品的關稅，其中各自約90%產品的關稅將降至最惠國稅率水平。該安排的意義不單是減少產品貿易成本，而在於雙方開始嘗試用對等、分階段的方式來推進關稅措施由持續升級轉為有序調整。

首先，對等降稅有助於改善雙邊貿易的政策環境。過去一年多時間裏，中美經貿摩擦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關稅措施不斷變化、反制措施互相疊加，企業很難預測未來的貿易成本和市場准入標準。此次雙方將降稅規模、實施方式以及國內法律程序納入共同安排之中，給市場賦予更為明確的政策預期。尤其是對中國出口企業來說，有關產品關稅下調可改善對美出口條件，減少部分貿易成本，為企業穩定訂單、調整供應鏈、擴大市場份額創造一定的空間。

其次，對等降稅體現出雙方正在探索一種更具可操作性的利益協調方式。中美在貿易結構、產業政策、市場准入等各方面存在結構性差異，單靠原則性對話難以迅速解決所有矛盾。對等降稅以確定的貿易規模為依託，其階段性成果有利於將政治上的共識變成可以執行的經貿安排。與此同時，雙方仍需履行各自國內法律程序，具體產品範圍、稅率和實施時間也有待後續公布。更重要的是，這一安排與貿易理事會的建立相互銜接，意味着關稅調整不再僅僅依賴臨時性的高層談判，而有望納入常態化的經貿協調機制。關稅由博弈工具變為可協商、可調整、可管理的政策變量，這是中美經貿關係企穩的重要標誌。

如果說對等降稅是本次磋商最直接的經貿成果，那麼貿易理事會、投資理事會、農業工作組、人工智能對話機制的建立則是更有長遠意義的制度性安排，意味着中美正試圖構建一個包含貿易、投資、農業、金融、人工智能等主要領域多層次機制框架。雙方同意建立貿易理事會，就優化雙邊貿易、「300億對300億」對等降稅等問題展開持續磋商，為及時識別問題、協調分歧、避免摩擦升級提供制度化渠道，有望推動經貿問題由事後應對向前置管控轉變。同時，建立投資理事會，圍繞投資機遇和投資障礙開展常態化對話，在各自法律和監管框架下提升政策透明度與可預期性，為兩國企業正常投資活動保留溝通空間。農業工作組則將農產品市場准入、監管以及非關稅壁壘這些具體問題，交由專業部門持續協商，進而探尋依靠專業化途徑來處理敏感問題。

而最值得關注的是雙方建立人工智能（AI）對話溝通渠道。美方提出建立AI安全事件通知機制，重點討論可能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AI事件，而中方也強調在AI快速發展的同時建立相應治理機制。

壓縮摩擦空間

總體而言，貿易、投資、農業、人工智能等機制互相銜接，初步構建了中美多層次協商機制，意味着中美正尋求在競爭長期存在的背景下，通過機制化對話壓縮摩擦空間、降低誤判風險，推動雙邊關係從「競爭加劇」逐步走向「競爭可控」。

此次元首會晤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取得了積極進展，下一步，中美雙方應努力將經貿共識從宏觀承諾變成可執行、可核驗的政策安排，盡快確定降稅、市場准入、金融服務等具體措施與實施程序，建立執行評估和爭議解決機制，提高政策執行力。同時，合理劃分競爭合作界限，在農業、能源、金融等互補性領域擴大合作，在人工智能、關鍵技術、國家安全等敏感領域加強風險識別和溝通，防止經貿問題、科技問題過度「安全化」，真正將中美競爭從容易失控的對抗性博弈轉變為有規則、有邊界、可控制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