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會晤推進中美關係行穩致遠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當地時間9月23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華盛頓，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從5月北京會晤到9月華盛頓相聚，中美元首在半年內實現互訪，標誌着中美高層互訪機制基本恢復正常。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此次會晤將形成哪些具體成果，兩國確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又將如何轉化為處理合作、競爭與分歧的持續性安排。

訪問之前，外交與經貿渠道已展開接觸。9月17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重點討論高層交往。9月20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紐約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經貿磋商，涉及落實既有共識、雙邊貿易投資，並就人工智能問題對話。這些接觸為元首會晤做好部門層面的議題準備，預示着此次會晤可能達成習近平主席在書面講話中所說的「豐碩成果」。

抵美禮遇傳遞溝通信號

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的歡迎安排同樣受到關注。特朗普與夫人親赴機場迎接習近平主席伉儷，現場奏兩國國歌，鳴放21響禮炮，戰機飛越致敬。美國總統通常在白宮為到訪的外國國家元首主持正式歡迎儀式，親自接機屬於罕見安排。高規格禮遇，體現了美方領導人對此次會晤的期許，也為會談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傳遞出了相互尊重的信息。

習近平主席抵達後的書面講話，把兩國各自發展置於「相向而行」的框架下，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互成就」，重申5月確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定位，並提出「拓展中美各領域交流合作空間」「同美國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厚植友誼」的清晰意願。這一發言延續了既有政策方向，「相互成就」既涉及如何分配合作收益，也涉及雙方能否為彼此發展保留可預期的外部環境。

「定盤星」轉化為制度安排

今年5月，習近平主席將「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概括為「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此次抵美講話再次闡明這一方向。這一框架容納了合作與競爭並存的現實，也把分歧管控、長期和平納入同一議程。其實際作用，要看四個層面的安排能否相互支撐：

合作為主，需要具有延續性的共同利益項目，使企業和社會交往不因局部摩擦而全面中斷。競爭有度，涉及競爭邊界及政策工具的適用範圍。分歧可控，依賴持續溝通、風險通報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和平可期，則要求雙方對避免衝突形成較穩定的預期。這些條件將關係定位落到可以觀察的政策過程，也使穩定的含義超出短期氣氛改善。

17日，王毅同魯比奧的通話中，將元首外交稱為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從制度分析看，元首直接溝通能為重大分歧提供澄清立場、界定議程和授權協商的機會。北京會晤確立了關係框架，華盛頓會晤則提供了延續和細化這一框架的場合。從共識到執行，還需要部門磋商、進度檢視及爭議處理相互銜接。

除了部門與流程上的銜接，穩定還包含一個時間維度。在持續互動中，已兌現的承諾會影響下一輪合作的意願，規則的連續性則影響企業和社會交往的風險評估。因此，責任部門、落實進度和溝通渠道，都比抽象的成果數量更能說明政策如何運作。當某一領域再次出現摩擦，其他領域的合作能否繼續，將檢驗整體安排承受衝擊的能力。

在實力變化中考察關係的韌性

謹慎觀察前景，需要把結構條件與政策選擇區分開來。中國的產業基礎持續變化。據國家統計局公布，2025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34.7萬億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1%。這種結構條件的變化，會傳導為實力對比的變化。

實力變化對關係穩定的影響是雙向的：相互依賴可以提高衝突成本，從而抑制衝突；競爭壓力也可能加劇風險認知，從而削弱穩定。關鍵在於雙方如何理解變化、調整行為。中方的應對思路，就是在敏感分歧上明確底線，同時保持溝通渠道和合作議程。習近平主席5月會談時強調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同時提出用好政治外交和兩軍溝通渠道，拓展經貿、衞生、人文等領域合作。

中國對雙邊關係的政策建構，可以從公開主張和具體接觸中觀察：外交溝通提出平等、尊重、互惠，經貿磋商圍繞落實共識，人文交往則面向更長期的社會聯繫。外交部9月21日公布習近平主席覆信美國10所高校青年學生，鼓勵青年延續兩國友好交往。這些安排呈現了維護利益、管理風險與拓展合作並行的政策取向。

由此看來，對此次會晤的審慎期待，可以落在已有接觸能否形成後續機制、既有共識能否細化、交流合作能否獲得更穩定的條件。紐約磋商已將人工智能納入對話，具體制度成果雖仍待正式公布，但可以謹慎預期將取得積極的機制化進展。

建設性戰略穩定與中美相互成就之間，需要一條由政治共識、工作機制和實際合作構成的連接路徑。當雙方能夠在保留分歧的同時降低誤判，在競爭之中維持合作的可預期性，相互成就才有轉化為不斷顯現成果的條件。從這一角度觀察華盛頓會晤，既能看到此次接觸提供的機會，也能對長期關係所需的耐心與制度積累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