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杰
近年「低空經濟」成為香港政策討論的熱詞。從無人機送藥、巡查基建,到未來的跨境物流、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eVTOL)甚至「空中的士」,彷彿只要飛上天空,便自然會帶來一個新產業。然而,香港真正要問的並不是「有沒有低空經濟」,而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分工之中,香港究竟最應該做什麼?
答案不應是與內地城市比拚無人機數量、配送訂單或外賣速度。香港土地稀缺、人口稠密、空域複雜、航空安全要求嚴格,沒有必要把寶貴的低空資源投入「無人機送一杯奶茶」式的消費場景。香港較有價值的定位,應是以國際航空城市的優勢,發展低空技術研發、認證測試、運行管理、跨境規則、保險金融和專業服務,成為大灣區低空經濟的制度與服務樞紐。
從口號走到試驗,香港已做了什麼?
平心而論,特區政府近兩年並非只停留在宣傳層面。首批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共有 38 個獲選項目,涉及緊急救援、物流配送、維修與安全檢查、環境監測和低空基建等範疇;其後已有多個項目展開,部分更逐步進入恒常化及規模化運作。
這些成果中,最值得肯定的,不是那些最容易吸引鏡頭的飛行示範,而是幾個具公共價值和專業需要的應用。
例如,以無人機進行樓宇外牆清洗、斜坡和基建勘察、鐵路設施維修監測、環境監察、物流吊運及緊急救援,都是香港有實際需求的範疇。這些工作往往危險、耗時、成本高,亦涉及人員高空作業風險;若無人機能在安全規範下取代部分人手,確實能提高效率和安全水平。
醫療物流亦值得重視。無人機若能在指定航線上,為離島或偏遠地點運送血清、藥物、醫療樣本和緊急物資,其價值在於「救急」而不是「搶單」。已有測試從數碼港飛往長洲醫院,運送醫療物資;這類應用所解決的是時間敏感和交通受限問題,較符合香港的公共服務需要。
政府推出升級版「監管沙盒 X」,亦顯示政策開始由低難度的單點飛行,向更複雜的系統問題邁進。「X」代表擴展和增值,涵蓋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跨境操作、非傳統航空器和多場景、多用戶共享平台等範疇。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低空經濟真正的門檻從來不只是「一架飛行器能否起飛」,而是大量飛行器能否在複雜城市環境中安全、可靠、可追溯地共同運行。
不要把無人機配送當成答案
低空經濟最容易犯的錯誤,是把「有飛行器」誤當成「有市場」,把「送貨」誤當成「有產業」。
無人機送外賣在宣傳上很直觀:手機下單、無人機升空、餐點送到。但這套想像未必適合香港。香港本來已有密集而高效率的地面配送網絡,外賣員、貨車、港鐵、巴士、渡輪,以及成熟的電商與速遞系統,已能覆蓋大部分市區需求。若只是把一份午餐由地面改為空中運送,未必能產生足以抵銷設備、電池、保險、操作人員、監控系統和起降設施成本的社會效益。
更重要的是,香港並不是一張空白地圖。高樓林立、街道狹窄、行人密集、直升機與民航活動頻繁,加上機場進離場空域、保安敏感區、天氣和風切變等因素,意味任何常態化低空商業飛行,都必須比一般城市承受更高的安全、噪音、私隱及保安壓力。
市民未必反對無人機本身,但一定會問:飛越住宅窗外時,誰能保證私隱?萬一失控墜落,誰負責?機身噪音如何處理?大量飛行器同時升空,如何避免與直升機、救援飛行和其他航空活動衝突?這些不是「科技恐懼」,而是城市治理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
因此,香港沒有必要將「無人機送外賣」視為低空經濟成熟與否的標誌。真正值得優先發展的,應是地面替代成本高、時效價值大、風險可控、公共效益清楚的場景,例如醫療急送、離島服務、應急救災、基建巡檢、港口與機場周邊作業,以及高價值的工業或物流零部件運輸。
香港最大的優勢,不在製造,而在規則
內地特別是深圳等城市,擁有龐大市場、完整供應鏈、較多製造企業、較廣闊的試驗空間和大量應用場景,在無人機製造、運營規模和配送測試方面具有天然優勢。香港沒有必要複製這條道路,更不宜以「誰飛得多、誰送得快」來衡量成敗。
香港應走差異化道路:不必做最大的無人機市場,卻可以做最可信賴、最國際化的低空經濟規則與服務中心。
這裏正是香港可以發揮航空傳統優勢的地方。香港擁有國際航空樞紐、成熟的民航安全文化、普通法制度、國際化金融和保險市場、專業服務網絡、物流管理能力,以及連接內地和世界的窗口角色。低空經濟不是單純的科技產品競賽,它最終需要的是一整套可信、可認證、可融資、可保險、可追責和可跨境運行的制度。
香港應把資源集中投向低空經濟中最具技術門檻和制度價值的環節。首先,是建立可獲國際認可的測試、認證和安全驗證能力,讓低空飛行器及其關鍵系統可以在香港完成嚴謹、可信和可追溯的性能及風險評估。其次,是加快發展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即低空版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統。當無人機由零星飛行走向多機、跨區甚至跨境運行,最重要的已不再是個別飛行器性能,而是整個系統能否規劃航線、核實身份、避免衝突、處理突發事件,以及同時保障有人航空活動的安全。
香港亦應在通訊、導航、監視、遠端識別、地理圍欄和網絡安全等關鍵技術上加強研發與應用測試。這些看似不如無人機送貨般吸睛,卻正是低空經濟能否規模化的「底層能力」。沒有可靠的定位、通訊、監察和身份識別,無人機便難以在城市環境中安全飛行;沒有具韌性的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安排,低空經濟更可能成為新的保安與私隱風險來源。
與此同時,香港可憑其金融、法律和專業服務傳統,發展飛行數據治理、事故通報、風險評估和保險定價等高增值服務。低空飛行一旦由試驗走向商業化,營運者最需要的不只是飛行器,而是清楚的責任分配、可計量的風險、合理的保費、可用的融資和有保障的爭議處理機制。eVTOL、無人機及相關設備的租賃、融資、維修管理和資產服務,也可成為香港金融與航空專業服務結合的新領域。
更關鍵的是,香港可把跨境貨運、醫療運送和緊急服務的操作標準,發展成為大灣區可共同採用的制度產品。低空跨境飛行涉及的不只是技術,還包括空域、飛行許可、通訊頻率、身份核驗、飛行資料、海關、保險、事故調查和執法責任。香港若能在這些制度銜接上先行先試,便不只是低空經濟的使用者,而可成為規則的參與制定者。
最後,任何產業都離不開人才。香港的大專院校、職業教育和航空培訓機構,應面向大灣區乃至國際市場,培養飛行操作員、維修人員、調度人員、系統工程師、風險管理人才和監管專才。低空經濟需要的不是單一的無人機駕駛員,而是一條由研發、製造、營運、維修、空域管理、保險和監管組成的完整人才鏈。
換言之,香港要爭取的不是每一張外賣訂單,而是低空經濟的高增值環節:規則、標準、系統、數據、保險、認證和國際連接。
政府要安全,但不能過於保守
特區政府強調安全,完全正確。航空安全沒有「先做再說」的空間,尤其在高密度城市,任何事故都可能迅速影響公眾信任,甚至令整個新興產業停滯。監管沙盒的意義,正是讓創新在指定範圍、風險可控、責任清晰的情況下進行測試。
但安全不等於保守,審慎也不等於等待。
目前香港的一個隱憂,是政府對低空經濟的態度仍較像「容許個別項目試飛」,而未完全進入「主動建立制度、規劃空域和培育市場」的階段。沙盒當然有其作用,但沙盒不能成為長期停泊區。若所有創新都只能靠個案式申請、逐次審批和短期豁免,企業便難以估算投資回報,科研機構難以建立長期平台,人才和資本也會流向規則更清晰、測試更大膽的地方。
政府目前正研究為重量逾 150 公斤的非傳統航空器制定專屬法例,涵蓋可能載人的新型飛行器;這是必要一步,但進度不能過慢。當局期望在 2027 年把相關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顯示制度建設已經啟動,但也反映香港仍處於追趕階段。
更重要的是,香港不能只等國際標準成熟才行動。事實上,全球對 eVTOL、自主飛行、超視距飛行、無人機交通管理及跨境低空運作,都尚未形成完全統一的監管模式。若香港把「沒有國際標準」當成不敢前進的理由,便會永遠落後;相反,香港應在不犧牲安全底線下,透過沙盒建立實務數據,參與甚至引領區域標準的形成。
政府需要的不是無限制放寬,而是更有雄心的「風險分級放行」:低風險用途快速批准,中風險用途在固定走廊測試,高風險或載人用途則以嚴格認證和分階段示範推進。如此才能既守住安全,又讓創新真正有出路。
錯位發展,才是大灣區的答案
低空經濟的最大想像空間,並不在於香港能否獨自建成一個龐大的無人機城市,而在於粵港澳大灣區能否形成合理分工。
內地城市可充分利用製造能力、供應鏈規模、試驗空域和龐大應用市場,發展飛行器研發生產、量產配送及大規模商業化試驗。香港則應集中於高標準監管、國際認證、金融保險、跨境營運、精密物流、航空安全和專業人才培養。這不是誰高誰低,而是各自發揮比較優勢。
真正值得爭取的,是跨境低空走廊。從香港的醫療、航空物流和國際貿易需求,連接深圳的製造和技術能力,再延伸至整個大灣區的供應鏈和應用市場;這種連接才可能創造超越一城一地的價值。
不過,跨境低空飛行遠比一般口岸貨運複雜。它涉及空域劃設、航線審批、通訊頻率、遠端識別、飛行數據、保險、海關、保安、事故調查和執法責任。這些正是香港最應及早投入研究、談判和制度創新的範圍。「監管沙盒 X」將跨境操作、無人機交通管理、非傳統航空器和共享平台列為重點,方向是對的;下一步就要從示範項目,推進至可複製、可擴展、可對接的規則框架。
飛得不必最快,但要飛得最穩
低空經濟不是一場比誰更快把外賣送到門口的競賽。對香港而言,真正成功的標誌,不是天空中有多少無人機,而是香港能否建立一套讓企業敢投資、市民可放心、業界能遵循、國際社會願意採用的低空運行制度。
香港不必複製內地的低空經濟,也不必為了追趕潮流而把每一項應用都搬進市區。香港需要的是清楚的定位:以研發為根、以制度為翼、以安全為底線、以跨境為舞台,集中攻克高價值的應用與服務。
我們不需要無人機天天送外賣;我們需要的是,當大灣區低空經濟真正起飛時,香港不只是其中一個飛行場景,而是那套規則、系統和信任網絡中不可取代的一環。
(作者為航運交通界選委、遼寧省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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