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譚天｜Anthropic得了美國病

美國Anthropic公司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伊曾表示，如果強大的人工智能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世界會「美得令人驚嘆」。

他描繪了一個被技術徹底改寫的未來：絕大多數疾病會被治癒，人類壽命可以翻倍，貧困將消失……甚至許多見證這一切的人「會感動落淚」。

為支撐這一願景，Anthropic展現出了驚人的技術實力與產業滲透速度：在國際主流榜單上，該公司研發的Claude系列模型目前包攬前三名；應用方面，今年5-7月的數據顯示，39%全球開發者、47%美國開發者都在工作中使用其旗下最核心的AI編程工具Claude Code。

如今，Anthropic正在衝刺史上最大規模的IPO。據外媒披露，它將向投資者宣布公司潛在市場規模可超30萬億美元，兜售AI如何重構全球生產力的故事——阿莫代伊筆下的宏大願景，看似在一步步走向現實。

然而，他得到的社會反饋，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美國，民眾對AI擠壓人類生存空間的焦慮正演變為針對Anthropic的反對潮，知識界對科技巨頭行業壟斷的質疑愈演愈烈。

一個多月前，中國工信部更是直接點名了Claude Code，指出其存在嚴重的安全後門隱患——未經用戶同意即可向遠程服務器回傳用戶地域、身份標識等敏感信息。

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反差：一家堅信自己正在拯救人類的公司，為何最終變成了人們眼中越界、監控與霸權的代名詞？

2020年，一群OpenAI的核心員工選擇離開公司，獨立創業。他們確信自己比前人更清楚AI應該如何發展，也比世人更早看見AI的未來。

阿莫代伊正是這群人的核心。他身上有着典型的硅谷精英氣質：出身頂尖名校、成長於科技大廠，相信技術可以解決人類最根本的問題，相信工程師不僅在開發產品，也是在設計未來社會。

Anthropic，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但理想主義從來不是免費的。要實現他口中的烏托邦，Anthropic需要巨額投入來打造世界上最先進的模型，覆蓋全社會的用戶。

每一次交互、每一行代碼都被Anthropic視作其訓練模型能力的一部分——既然是為了人類的終極理想，那麼在這條路上，收集一點用戶數據、接管一點終端權限、繞過一點用戶同意，又算得了什麼呢？

後門問題，正是這種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譚主在技術社區GitHub上關於Claude Code的相關討論中發現，一大爭議點是隱秘的監控活動。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今年1月，一位海外開發者查看代理日誌時發現，Claude Code後台每隔幾秒就會向一個網站發送請求，頻率高得像是在實時監控。當時，Anthropic並沒有說明網站收集了什麼、用途是什麼。他在GitHub上的反饋，同樣沒有得到實質性回應。

更多的開發者報告了類似的異常。

有人注意到，Claude Code會在用戶正式授權之前，就把準備訪問的網站域名發給Claude自己的接口。還有人發現，有時，Claude Code會繞開部分攔截機制。

這些現象共同指向一種問題：Anthropic想要模型監控、看見一切。

使用過程中，Claude Code還暴露出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讓AI代替用戶做決定。

Anthropic官方提供了一個叫「dangerously-skip-permissions」的參數。開啟後，Claude Code會跳過權限確認，直接執行操作。

今年3月，Claude Code進一步推出「自動模式」，依託內置的風險判斷分類器自行決定操作權限。8月14日起，這一模式默認啟用。

Anthropic官方文檔明確說，權限規則由工具層執行，提示詞無法改變工具允許或禁止的範圍。

從監控、跳過確認，到自動決策，都是用戶後退一步，系統前進一步。

這恰恰是阿莫代伊那套價值觀在產品裏的體現——如果AI肩負的是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使命，那麼它天然需要比用戶知道得更多、判斷得更快，也擁有更大的行動權限。

但更可怕的是，Anthropic的每一步越界都沒有受到阻攔。

按理說，美國政府應該是最堅定守護安全邊界的一方，它卻頻頻讓步。

今年上半年，為在前沿AI模型發布前由政府先把關安全，美國政府醞釀出台《促進先進人工智能創新與安全》行政令。

與最初的版本相比，最終行政令將監管標準不斷降低——模型發布前的訪問期限從90天壓縮至30天，並反覆強調自願參與。

當美國政府為了維持技術霸權而選擇鬆綁與退讓，當資本市場為了投資回報而提供「道德豁免」，Anthropic原本只是藏在個人救世主情結裏的控制慾望，得到了美國社會體制的肥沃養分。這也是「閉源美國」的根源所在。

後門可以被刪除，權限設置可以被修改。但真正的問題遠在技術之外。

近期動向，把人工智能博弈推向了一個更深刻的命題：誰能定義前沿模型的安全邊界？

從Anthropic爭權奪利的方式可以看出，它早就不只是一家科技企業了。

此前，當Anthropic的年化營收來到十億美元門檻、準備加速商業化時，阿莫代伊發布的一篇萬字長文，已經展露出介入全球秩序的野心。

文章花了一整個板塊討論國際治理，其中的措辭，十分具有控制欲與攻擊性：

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應當牢牢控制AI供應鏈，限制對手獲取芯片和半導體設備；同時，它們應該一邊利用AI形成軍事優勢，一邊用好處吸引更多國家加入。他明確提出，這需要私人AI公司與政府進行「極度密切的合作」。

這不像是企業家在討論公司產品的研發路線圖，而是在規劃全球AI秩序，並且在最核心的位置，給自己的公司預留了主宰席位。

硅谷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聲音。

美國科技公司Palantir的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卡普曾出版《科技共和國》一書，主張硅谷應重新參與國防和國家治理，用技術能力幫助美國及其盟友應對安全與地緣政治競爭。阿莫代伊的構想，與這本書的邏輯一脈相承。

很快，野心就付諸了實踐。

Claude Code曾被引入美國國防部，用於情報分析、建模仿真、作戰規劃和網絡行動等。

但合作並不順暢。美國國防部認為，系統進了政府的門，就要聽政府的調度；Anthropic認為，模型的核心能力和安全判斷標準掌握在自己手裏，不是政府想怎麼用就能怎麼用。

雙方談不攏之後，Anthropic沒有退出，而是換了一條路——從直接服務，轉向參與制定規則。

2026年上半年，Anthropic加大聯邦游說投入，其支出超過2025年全年總和。此外，它又向一家關注AI風險監管的組織投入了4000萬美元。

它的IPO，也可以放在這個脈絡裏理解。上市募來的錢，不會只用來造更強的模型，還會用來持續買入一種東西——定義權。

把這些事實放在一起，路徑已經很清楚：Anthropic先以安全能力進入政府系統，再用游說和資金參與塑造行業規則。它既是監管對象，也在參與定義什麼模型危險、政府該在什麼時候阻止什麼模型進入市場。

到這裏，阿莫代伊的邏輯已經完成了兩次放大：從「我在做好事」，到「我替你決定」；從「我的國家在做好事」，到「所有不配合的都應該被限制」。

這完全是美國道路培養出來的怪物。它真心相信自己是正確的，真心相信自己的模型就是「民主的模型」，自己的安全標準就是世界的安全標準，卻絲毫意識不到，這種「不懷疑」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險。

而它現在如此急切，是因為時間不站在它這邊。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在看清這一點。

斯坦福大學的《2026年AI指數報告》顯示，中美頂尖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縮小到約2.7%。另有披露，微軟、亞馬遜和谷歌正在與中國公司月之暗面談判，希望將其模型Kimi K3接入美國雲服務平台。

這條消息的信息量很大。

中國模型開源和低成本的特點，正在讓先進模型變得可替代，這也意味着，單純靠模型性能建立的壁壘，已經開始鬆動。

今天，美國與中國談人工智能合作時，前沿模型管控是一個重要議題。

問題是，美國自己的前沿模型已發展畸形，這讓談判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技術對話，而是前面所有問題的延續：美國試圖把自己劃定的「安全邊界」變成全世界的默認規則。美國提出的「管控」，本質上是希望中國接受一套由美國企業參與定義的秩序。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管」，而是前沿模型的安全邊界，應該由誰來定義？誰有資格說，什麼模型危險，什麼行為需要限制？

這些問題不合理解決，後面的談判就沒有意義。

先把原則說清楚。

第一，必須區分什麼是真正的安全威脅，什麼只是技術競爭。

美國把價格更低、開放程度更高的中國模型直接定義為「安全威脅」，這已經脫離了技術競爭，滑向了封鎖。

Anthropic對不同地區用戶的差別對待，把商業競爭包裝成安全問題，就是其體現。問題是，如果定義權掌握在一家美國企業手裏，它的競爭對手就永遠會被划到「不安全」的那一邊。所以，現在需要找到科學的、雙方都能接受的定義，而不是由某一個國家、某一家公司單方面宣布。

真正可能造成嚴重損害的能力，可以共同測試、共同限制。正常的模型研發和商業使用，不應受到秘密干預。這條線必須由參與各方共同劃定。

第二，美國如果要談規則，得先證明規則對自己人同樣有效。

美方相關人士已經在探討，如何讓中國同意限制「具有危險能力的AI模型」。問題是，有Anthropic這樣的企業存在，美國在要求中國限制模型發布、披露風險之前，是不是應該先調查本國企業，公開其識別機制的用途、範圍和規則，並接受第三方審計？

如果美國企業可以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回傳數據、跳過權限確認、默認啟用自動決策，而美國政府對此不置一詞，那美國來談「安全邊界」，就是空話。

只有當美國先證明安全規則對本國的模型公司同樣有效後，中美之間才可能進入實質性的討論。

（來源：玉淵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