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張明信（Brandon Zatt）

中文編譯及改寫／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英文原文鏈接附於文末。

雷·達里奧（Ray Dalio）是一個研究世界金融機器多年的人。他理解金融槓桿、債務週期，也看得懂帝國興衰背後那些漫長的歷史周期。

所以，他絕不是一個愚蠢的人。也正因如此，他最近提出的「朝貢體系」論述，才更令我失望。達里奧說的「朝貢體系」，真的是中國正在建立的秩序嗎？

今年6月19日，達里奧在自己的Substack文章中提出了一個觀點：亞洲正在出現一種「朝貢體系式秩序」。

按照他的描述，這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具有明顯等級關係的國際秩序——較小的國家向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表示臣服和效忠。

他拿甚麼來證明自己的判斷？

美國在伊朗衝突中的表現、各國領導人頻繁訪問北京，以及他所認為的美國意志正在削弱。

這套說法聽起來很有吸引力，它非常符合西方世界長期以來想像中的那個中國。但我認為：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描述。

問題首先出在「朝貢體系」這個詞本身。

「Tribute system」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原生概念。這個英文術語是在1940年代由哈佛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其合作者鄧嗣禹（Ssu-yu Teng）提出，用來描述19世紀下半葉以前，以中國為中心、具有等級性的東亞國際關係模式。

而「tribute」這個英文詞，本身來自拉丁文 tributum，最初指的是羅馬帝國向被征服的行省徵收的稅。到了中世紀，它進一步帶有一層意思：弱小政權在軍事壓力下，被迫向強權交出財富。

換句話說，「征服」、「脅迫」和「單方面掠奪」，本身就深深嵌在這個詞的歷史含義裏。但中國歷史上的「朝貢」，真的等於這個意思嗎？

我認為並不是。

甚至連費正清本人都對「tribute」這個翻譯有所保留，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粗略，而且往往具有誤導性」的譯法。換句話說，達里奧今天做的事情，某種程度上正是費正清當年做過的事情：把歐洲歷史中的封建臣服和帝國掠奪經驗，套用到中國歷史上。

「朝貢」真正的邏輯，可能與你想像的完全相反。中國歷史上的「朝貢」，是「朝貢」（chao gong），它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語境中的「tribute」。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7月16日所說，所謂「朝貢體系」，某程度上是西方國家用自己的霸權邏輯去理解和套用中國外交的結果。更有意思的是，傳統朝貢體系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厚往薄來。

簡單來說，就是：送出去的多，收回來的少。這究竟是甚麼意思？朝貢國帶來的通常只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特產——一些容易取得、成本也不高的物品。

但作為回報，中國皇帝往往會給予價值高出數十倍的物品，同時提供正式承認以及有利可圖的貿易權利。所以，這套制度的核心並不是「從弱者身上榨取財富」，恰恰相反，它建立在一種不對稱的慷慨之上。

有學者甚至指出，在朝貢體系中，實際上是中國在「向朝貢國支付」——中國付出大量金錢和物質利益，換取其他國家對中國中心地位的承認。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究竟是一個「征服體系」嗎？

我不這麼認為。

它更接近一套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由中心大國提供利益的政治秩序。所以，我認為：達里奧把方向看反了。

不要只看歷史想像，看看今天中國到底在做甚麼。與其透過達里奧的框架看中國，我更願意直接看看數據。

南京大學一項研究分析了2000年至2023年、涵蓋197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其中包括146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以及135個已經啟動或完成基礎設施項目的國家，研究得到的結論相當有意思。

研究沒有發現參與「一帶一路」會增加一個國家的金融脆弱性，相反，項目完成後，債務規模對經濟的影響係數轉為負值——也就是說，基礎設施項目開始產生收入，提高償債能力。

研究還發現，「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與更好的反腐能力及政府治理效能存在關聯，參與國家的GDP，在加入「一帶一路」五年後合計增加39.6%。世界銀行則估計，到2030年，「一帶一路」可能幫助760萬人脫離極端貧困，並讓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研究主要作者毛維準更直接指出，「債務陷阱」本身缺乏經驗證據支持；少數出現債務風險的案例，主要原因是相關國家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經濟問題，而不是「一帶一路」本身。

這些數據當然不意味着「一帶一路」沒有風險。但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如果要把中國今天的對外經濟合作簡單描述成一個「朝貢體系」，數據並不支持這種說法。

香港正在成為另一個「接口」

今年7月7日，香港黃金清算系統正式啟動，這是一套以實物黃金為基礎、以人民幣計價、面向國際金融機構和央行的金融基礎設施，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銀行已經加入。到2030年，香港金庫的容量目標將超過2,000噸。

與此同時，香港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由2,000億元擴大至5,000億元；「南向債券通」額度由5,000億元增加至8,000億元；「交割通」則把香港與上海黃金交易所連接起來。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目前已有13個主權國家在中國境內發行「熊貓債」——也就是以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券。

巴西、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印尼、斯洛文尼亞、匈牙利……這些國家的累計發行量已達565.1億元人民幣。印尼的債券認購額甚至達到發行量的2.4倍，巴西財長更形容這是「信心的象徵」，也是「我們應該合作的信號」。

這些國家是在向中國「朝貢」嗎？我不這麼認為。它們只是在做一件非常現實的事情：分散自己的融資來源。

因為對越來越多國家而言，單純依賴美元體系，本身正在成為一種風險。所以，在我看來，達里奧其實把兩套體系搞反了。

他正在描述的是美國的體系，卻把它貼到了中國身上。如果真的要找「朝貢體系」，石油美元才更接近。那麼，我們不妨用達里奧自己的標準來看看。

第一，強制性支付。

世界各國要購買石油和天然氣，就必須獲得並持有美元。這並不是完全自願的選擇，而是全球能源市場長期形成的結構性要求。

第二，單方面的價值交換。

美國可以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國債。而美元本身並沒有實物商品作為直接支撐。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出口的是石油、商品和其他實物資產，而美國輸出的則是可以不斷增發的金融債權。

第三，以壓力甚至武力維持秩序。

那些試圖用其他貨幣或黃金為石油定價的國家——例如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最終都面對制裁、政權更迭或者軍事壓力。

就連達里奧自己拿來證明美國影響力正在下降的霍爾木茲海峽，也恰恰展示了軍事力量如何被用來維持石油美元體系的安全。

第四，回報並不對等。

美國並不是用與石油美元等值的經濟利益回報產油國，它提供的主要是安全保障，而這些安全安排，很大程度上同樣服務於美國自己的戰略利益。

如果按照這些標準來看，那麼究竟哪一套體系更接近「tribute system」？我的答案很明確：

石油美元體系。

所以我才會說：達里奧有點像「賊喊捉賊」。他把自己熟悉的美國體系，投射到了中國身上。

香港不是「收貢品的地方」，而是一道閘門，這也是為甚麼，我特別想談香港。香港不是一個替中國收取「朝貢」的地方。香港更像是一個閘室。

一邊，是中國內地巨大的經濟深度；另一邊，是全球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香港的價值，就在於兩者之間的連接。

法律上，香港有普通法、可執行的合約以及國際商業標準。金融上，有香港交易所、銀行體系、數字資產框架，以及正在發展的黃金清算市場。文化上，有粵語的本土根基、英語能力，以及與內地高度連接的普通話環境。地理上，有國際機場、港口，以及連接深圳乃至更廣泛內地的高鐵網絡。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歷史比喻，我更願意想到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赫丘利斯之柱」——它曾經被視為世界的邊界，但也可以成為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香港也是如此。

它不是一道牆，而是一個接口。主權國家發行熊貓債，是因為這在經濟上有意義。銀行參與香港黃金清算，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可信的替代選項。國家參與「一帶一路」，是因為基礎設施能夠改善它們的經濟。這不是一套要求別人臣服的體系，至少從我看到的這些現實案例來看，它更接近：自願參與、互利交換。

達里奧真正應該問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達里奧的框架更多是一種投射，而不是分析。他看到的是美國曾經如何建立和維持自己的全球體系，然後把這套邏輯套到中國身上。

但中國正在建立的東西，其實有另外一個特點：它提供的是更多選擇、更多融資渠道、更多貨幣選擇、更多貿易通道、更多基礎設施連接、更多金融接口。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大門戶」（Grand Gateway）。

所以，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中國是不是正在建立一個新秩序？”

因為答案很明顯——是的。

真正值得問的是：西方能不能足夠清楚地看見這個新秩序，並及時調整自己？還是會繼續把一個讓其他國家有機會走出去的「出口」，誤認成一個把人困住的「牢籠」？

我看到的「大門戶」已經打開。問題只是：

達里奧，以及整個西方，願不願意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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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Dalio Has the Polarity Reversed: The Petrodollar Is the Tribute System. The Grand Gateway Is Emanc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