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罪證陳列館《正義審判》特展：聚焦戰犯審判史實　展現司法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捍衛民族尊嚴，清算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懲辦戰爭罪犯，伸張人間正義，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1956年4月25日通過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於1956年6月至7月分別在瀋陽和太原開庭，對45名在押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

日前，《正義審判—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史實特展》亮相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展覽全景式、系統完整地再現了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的歷史全貌，生動鐫刻了所有受審戰犯當庭認罪服法的世界司法史奇跡，是新中國成立後具有重大國際意義和影響的莊嚴審判，彰顯了「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理念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這次審判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首次擺脫外來因素干擾，獨立主導的正義審判，真切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意志。」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宣傳教育與陳列部主任金士成介紹，《正義審判——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史實特展》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與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聯合打造，詳實還原正義審判史實。這次審判以鐵證如山的事實，徹底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向世界宣告：任何踐踏和平的暴行終將受到懲處，正義與和平才是人類共同的歸宿！

歷史現場的罪證拼圖

步入《正義審判》特展展廳，珍貴歷史圖片與檔案史料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1954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從全國檢察機關、公安系統抽調300多名工作人員，組成偵訊日本戰犯的東北工作團，奔赴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展對日本戰犯的偵訊調查工作。為了讓審判經得起歷史檢驗，工作團以內查外調相結合的方式，先後分赴12個省市，展開偵訊調查。截至1955年10月底，共搜集到控訴書、證詞、鑒定書、照片等實物證據28,000餘件，日偽檔案8,000餘份，紀錄片120部，演說錄音片180餘份；最終整理成2,918冊案卷（約43.14萬頁材料）。這些環環相扣的證據鏈條，奠定了審判公正性的基石。

依據1956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分4案對罪行嚴重的45名日本戰犯向特別軍事法庭提起公訴。中國政府在審判中，借鑒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模式，立足自身實踐探索，形成新中國特有的戰爭罪犯懲處模式，維護了中國主權和國際法尊嚴。

1956年6月至7月，瀋陽、太原兩地特別軍事法庭相繼開庭——瀋陽審理鈴木啟久等36名戰犯，太原審理富永順太郎等9名戰犯。值得關注的是，為充分保障日本戰犯的合法權益，法庭提供日文版起訴書，為其專門指定翻譯人員，安排32名辯護律師，確保其訴訟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當時擔任辯護律師的廉希聖回憶：「法庭環境雖然簡陋，但法庭設置、審判程序都是高標準的，挑不出毛病，經得起檢驗。」

特別軍事法庭的莊嚴時刻

1956年6月9日至6月19日，瀋陽第一案率先開庭。庭審中，一個個證人先後出庭發言，一份份證詞相繼披露。作為遇難者家屬，張葡萄站在證人席上指控時任日本陸軍中將、騎兵旅團長藤田茂的部隊在山西安邑縣上段村殺人放火的罪行，指控過程中，這位62歲的老人氣得全身發抖，聲淚俱下，想要直接跳過桌子撲向藤田茂。在太原審判的法庭上，證人王華彬控訴日本戰犯永富博之在界元村、花谷凸村殺害29名和平居民的罪行，並當庭展示被砍殺時留下的傷痕。

在鐵的事實面前，戰犯的防線逐一崩潰。原陸軍中將藤田茂當庭表示認罪，痛哭道：「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於萬一。」所有出庭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甚至有人跪地痛哭謝罪，這在世界戰犯審判史上堪稱奇跡。

從法理視角看，這次審判嚴格遵循國際法準則，在實質上追究了包括細菌戰準備在內的深層戰爭責任，彌補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相關罪行追訴不足的歷史缺憾。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擔任法官，獨立審判外國侵略者。

正義必勝、人民必勝

「我的罪行實在是遍及中國全土，成了6億人民憎恨的對象，受到幾個死刑也是不為過的。」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當庭服罪。中井久二面對罪行，當庭痛哭下跪請求寬恕：「我對自己的罪行從心裏表示懺悔，認罪是我一生的任務。」鈴木啟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藤田茂18年，上坂勝18年……45名戰犯刑期分布於20年至8年之間。與此同時，對1,017名罪行較輕或悔罪表現較好的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回國。

「從書本上學的歷史史實，遠不及親眼所見來的震撼，展覽讓我們真切感受祖國過往的苦難和日漸強大的來之不易。」來自遼寧的王羽帶着剛參加完中考的兒子，來到哈爾濱第一站就選擇來「七三一」陳列館觀展。歷史的判決穿越時空。對日本戰犯的正義審判，將戰爭罪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更以「改造與審判並重」的實踐向世界證明：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

從犯罪到審判 形成歷史鏈條閉環

「本次《正義審判》特展落地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與館內基本陳列形成了加害史實與正義審判的完整敘事呼應。」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宣傳教育與陳列部主任金士成向記者介紹，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的基本陳列以遺址、實物史料為核心，從法理的思考構建展陳內容，集中揭露日軍細菌戰、人體實驗等反人類暴行的發生過程，呈現的是戰爭犯罪的「加害端」。本次特展系統還原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全過程，展現的是戰爭罪責的懲處與審判，二者前後銜接，讓觀眾從認知「犯下了什麼罪」自然延伸到「罪責如何被追究」，形成完整的歷史邏輯閉環。

金士成表示，從戰後審判的整體脈絡看，七三一部隊核心主犯因外部勢力包庇缺席東京審判。但是新中國和蘇聯完成了對部分細菌戰犯的調查與審判工作，在《瀋陽審判》《太原審判》《伯力審判》中均對參與細菌戰的戰犯進行了懲處與審判。尤其是新中國審判突破了西方主導的東京審判框架局限，立足自主罪證調查，追究日本殖民統治與戰爭犯罪的全面責任，彌補了既往審判不觸及殖民罪責、不深挖戰爭結構根源的不足，彰顯了中國自主伸張正義的立場。這種「遺址罪證+審判史實」的疊加展陳，讓觀眾既直觀感受戰爭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國以法理與人道雙重路徑伸張正義的歷程，深刻認識到正義或許延遲，但絕不會缺席。

金士成表示，新中國審判以確鑿證據讓戰犯無可辯駁，是兼具法理嚴謹與人道溫度的實踐。不同於東京審判迴避天皇責任、財閥責任與殖民統治罪責，新中國審判抓住了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的本質。另外，審判目的不是單純懲處個體，而是通過教育改造喚醒戰犯人性，實現「從鬼到人」的轉變，從思想根源上消除戰爭土壤。經改造的戰犯歸國後大多投身和平運動，產生了持久的和平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