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文物館展懷海堂藏贈乾隆文物 依託文獻策展 覽皇帝之「機暇寶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於即日起至10月18日舉辦「機暇寶笈：懷海堂藏贈乾隆文物」特別展覽，精選本地著名藏家懷海堂主人珍藏的逾150件珍貴收藏進行展出。其中近半數是懷海堂主人鍾棋偉捐贈中大文物館的私藏，供研究與教學之用。鍾棋偉作為香港敏求精舍的成員，他的明、清代珍藏兼具學術性與審美代表性，透過此次展出的逾百藏珍，觀眾可一觀十八世紀清乾隆時期的藝術審美與技術造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有別於過往圍繞清代工藝品策劃的展覽多以雍、乾瓷器為主要呈展門類，今次展覽涵蓋了大量由清代宮廷主導製作的各工藝造作，如玉器、文房用具、書畫及紡織品等，讓公眾在各類工藝品的對比觀看中能更深入了解清乾隆時期宮廷工藝發展和探索的全貌。

「此次參展器物可視為探討十八世紀清廷工藝的線索。」中大文物館副研究員、展覽策展人童宇介紹，十八世紀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矛盾的時代之一，一方面，繼十六七世紀海上貿易興起後，中國社會經濟與人口數量均獲長足發展。伴隨一系列軍事勝利，清朝疆域不斷擴張。至乾隆時代，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強盛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盛世表面之下官僚機構腐敗滋生，思想的保守與固化，科學技術發展的滯後，也普遍被認為為十九世紀的衰落埋下伏筆。

而這一時期的時代矛盾可在宮廷藝術中窺見一二，自康熙末至嘉慶初年，宮廷製作了大量藝術品，種類涵蓋瓷器、玉器、銅器、漆木器、文房用具、典籍、拓本、紡織品及書畫等等，材質考究、風格華美、製作謹嚴，集中彰顯了「內廷恭造」的形式與工藝水準。但與此同時，藝術表現也面臨着繁縟或刻板等詬病，童宇指出：「宮廷藝術既積極吸納西方技法，如畫琺瑯、銅版畫等，並致力於推動此類技術本土轉化，但同時又掀起復古熱潮，從三代銅器的造型與紋飾中汲取設計靈感。透過這些作品，可窺見該時代的社會風貌、思想脈絡與文化特質，也可體察清廷面對內外變局時的探索。」

藉助珍貴文獻深化研究

此次展覽分為六個單元，包括皇權體系、貢禮、織造、琺瑯彩、印刷以及禮樂，通過不同門類藝術、工藝文物的呈現，去還原當時的宮廷製作原貌，詮釋它們在時代背景下的獨特歷史與藝術價值。其中重點展品包括：清高宗等書《章佳氏藏天家翰墨扇面卷》、《弘旿一如四相圖卷》、摺裝銅版畫《平定西域戰圖》、緙絲《御筆〈題金粟牋〉卷》、剔紅雲龍紋櫃、洋彩綠地「萬代如意」花卉紋瓶、胭脂紅礬紅彩雲龍紋瓶，以及純銅胎掐絲琺瑯大吉葫蘆掛瓶等。

童宇介紹今次展覽的策劃脈絡，是以一套文獻作為依託。「2005年中大文物館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攜手，將十八世紀宮廷藝術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獻——《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等彙編出版。這套檔案詳細記載了內務府各類器用的設計構想、修改意見、製作過程及分發流向等內容，現已成為相關研究的必備參考。本次展覽，我們就是以這套文獻為依託，力圖還原十八世紀清代宮廷藝術的製作原貌，探討它們在時代背景下的獨特歷史與藝術價值。」

學術視角讀文物

「其實這次展覽主題『機暇寶笈』中的『機暇』，意指皇帝日理萬機之餘在空閒時創作文化產物，『笈』在古時是指書箱，代表展出的都是具歷史價值且珍貴的文獻與文物。」童宇指出今次呈現的不少文物，都可看到不同皇帝在主政時期，在文化藝術領域的介入，而彼時的工藝、藝術品文物中所展現出的志趣亦是皇帝藝術審美的投射。

例如乾隆統治時期的清宮，形成規模宏大的皇家藝術典藏體系並且延續至今，至今也是大陸與台灣兩岸故宮的核心收藏。童宇解讀：「乾隆朝是清宮造辦處極活躍的時代，工匠有的師法名跡、摹製歷代經典器式，有的探研技術的創新，又融匯各式材質，兼採西洋藝術，讓當朝製器別開新境。雖然當時皇權主導下的宮廷藝術在創新之餘仍以『內廷恭造』為核心，追求精工、完美及正統，但是乾隆皇帝傾力投入藝術，在那個時代清宮的藝術與典藏可以說是融匯中西萬象的。」他特別分享了兩件重點展品，價值不菲的「萬代如意瓶」——作為一件瓷器，其外觀卻體現了銅器的特點，接駁位凸起環着器皿，是銅器防止裂開的加強設計，反映了清代宮廷不同材質器皿之間相互借鑑的設計理念。而《平定西域戰圖》由法國製造，歷時12年由宮廷畫家郎世寧起稿，運回中國後乾隆皇帝裁去外國人的簽名，再在上方空白處題寫御詩，展現了乾隆對西方銅版畫技術的喜愛與引進的意圖。

「皇族成員是皇帝的化身，亦是皇權體系之象徵。清軍入關以後，宗室諸王逐步釋去兵權，轉而投身於文化事業，成為宮廷藝術中的活躍群體。」童宇介紹，迎接觀眾的首個單元「天潢貴胄」即是聚焦乾隆時期宗室成員之藝術實踐與文化活動，其中包括其書畫、篆刻、與文人士大夫交遊唱和以及藝術鑒藏等等。「這些作品與活動共同構築出當時京師雅致的文化生態。同時，宗室多深受漢藏佛教浸染，其作品屢見禪悅之趣，同時在多樣的宗教與身份間轉換，藉此超越現實之桎梏。」

他以今次展出的雍正時期《寫心經塔拓本軸》為例，此作頂嚴「說法圖」與雍正十一年開編的漢文《大藏經》屏頁版畫同出一稿，而《大藏經》正是由和親王弘晝與莊親王允祿負責總理。「背後的歷史背景是，入關後清宗室成員逐漸釋去兵權，更多主持出版、祭祀等事務。」童宇指出，頗具啟思之處在於：若弘曆未入繼大統，其人生軌跡將是如何？那麼帝王與常人間的身份鴻溝又如何塑造？「此次所呈現的不少展品，正可為觀者構建出一重可供遐想的平行時空。」

私人藏珍化私為公

是次展覽文物，皆源於香港藏家鍾棋偉的捐贈。童宇將鍾棋偉所藏比喻是「解讀歷史的線索」，透露其自1996年至今已向文物館捐贈逾600件珍品，其中大多成門類體系，涵蓋漆器玻璃、瓷器、玉器、金屬、織品、書畫及青銅等。「其中既蘊含了帝王個人品味，又與治世、皇朝大事、禮祀典章等息息相關，且兼有藝術與歷史雙重價值。更可貴的是，他的藏品當中不少作品可見於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載，是可根據文獻還原出器物的委製緣由、生產始末，亦可窺帝王規制與好尚的。甚至是這位皇帝的偶發之妙想，可以見到他縱使日理萬機，也始終深度參與宮廷器物的製作。」

童宇表示，作為一所大學的文物館，展覽重視學術研究，觀眾可留意到展覽對年份和檔案皆有準確的判斷，並從中分析乾隆皇帝的喜惡和修改內容。他希望參觀者不只是驚嘆於文物的華美，而是能深度了解200多年前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