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齊選醫科　是理想還是「受託」太重？｜時事點睇

每逢香港公開試放榜，無論是昔日的高考（A-Level），還是今日的DSE，傳媒鏡頭總愛追逐那群「狀元」的升學去向。他們彷彿是社會信心的氣壓計。狀元選什麼，往往反映年輕人對這個城市未來的想像與信任。

在香港，醫科向來被視為「神科」之一，收生分數高踞大部分學科。除醫科外，法律、環球商業管理等亦屬傳統熱門，但近年數據卻顯示一個令人深思的趨勢。絕大部分狀元，不約而同選擇醫科。為何頂尖人才如此集中？若功利地看，答案再簡單不過，醫生是高收入、高保障、高地位的職業。

高收入——在中環開診、接手術的醫生，月薪五位數已算「窮」，六位數才是基本。醫生的收入較少受經濟波動影響，即使市道低迷，病人仍需就醫。

高保障——本地醫生供應長期受限，海外醫生在香港正式註冊門檻極高，造就了一個近乎「受保護的專業市場」。

高地位——換個角度想，若一名女子拖着男友逛街，而旁人知悉其男友是醫生，她會否隱約感到一種優越？這種社會光環，無形中強化了醫科的吸引力。

媒體年年報道「狀元選醫科」，家長圈層層傳遞「讀醫最叻」，社會默認了「入醫科＝成功」的邏輯。這種文化壓力，會否令不少學生在未經充分反思的情況下，便將自己推向這條路？他們看見的是白衣光環、社會地位、穩定收入，卻未必真正理解：這份職業要求的不只是聰明，更是極致的謹慎、無休止的自省、以及面對生死時的心理韌性。

今日香港社會對醫科的崇拜，往往只強調其「光環」，卻刻意淡化其「重量」。選擇讀醫，不只是選擇一份職業，更是選擇承擔未來關乎人命的沉重責任。

醫生的每一個決定，直接關乎患者的生死。一劑藥的劑量、一次手術的判斷、一個延誤的診斷，都可能決定一個人能否繼續呼吸、能否再見家人。這種責任，不是抽象的「專業道德」，而是每日臨床工作中無可逃避的現實。當一個18歲少年選擇讀醫，他選擇的不只是未來30年的高薪，更是未來30年裏無數個夜晚的良心拷問，我是否已盡全力？我是否錯過了什麼？我是否害了誰？

更令人憂慮的是，當「讀醫」被簡化為一種「穩陣投資」，醫學教育本身亦可能淪為一種技術訓練，而非責任培育。醫學生若只專注於考試分數、專科競爭、私人執業前景，而忽視了對生命倫理、病人自主、社會公義的深入思考，那麼即使他們日後成為技術精湛的醫生，也可能在道德層面迷失方向。醫學不只是科學，更是人學。

醫生不只是治療者，更是受託者，受託於那些在病痛中將最脆弱一面交給你的人。

這並非要否定醫科的價值，而是要提醒年輕人真誠自問：我是否真的準備好承擔這份責任？我是否願意在未來數十年裏，每日面對生死、承受壓力、並在錯誤中學習？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即使分數再高，勉強入讀醫科，對己對人，都是一種風險。更何況，讀完未必做醫生——有些人只求一紙資格，畢業後轉投其他領域，這本身亦是對醫學資源的一種消耗。

香港若繼續容忍「醫科獨大」的現狀，無異於將城市的未來押注於單一產業，同時也將「責任」的定義窄化為「治病救人」。真正的突破，不在於勸阻更多人讀醫，而在於重建一種文化，讓年輕人在選擇前路時，不只問「邊科最穩陣」，更問「邊條路最值得我承擔」。

白袍所象徵的，不應只是高收入、高保障、高地位，更應是話頭醒尾、心懷敬畏、又有擔當的下一代。唯有當「責任」重新成為選擇的核心，而非「回報」，香港才能真正培育出既聰明又有勇氣的未來領袖。

同時，我們也須反思，為何香港最優秀的年輕人，似乎只在醫科中看見「值得承擔的重任」？難道科技創新、法律改革、公共政策等領域，就不需要同樣的責任感與道德勇氣嗎？一個健康社會，不應只將「人命責任」狹隘地等同於臨床醫學，而應在各個關鍵領域培育願意承擔重任的頂尖人才。

（大公文匯全媒體供稿）